紫山花正红

第一天（2011年7月9日）：莆田－厦门－金门－台北

                                         前往宝岛

    本次赴台交流考察团由10人组成，由校党委组织部许部长带队，成员有校团委书记、海峡学院院长、部分系部党委或党总支书记，以及图书馆长——九位中共党员干部，加上老夫这个非党人士。
    清晨6点，团队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乘莆田市海神旅行社的包车直达厦门东渡码头，准备乘船到金门，在金门乘坐台湾立荣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抵台湾岛。到台湾后才知道，此行我们走的是所谓“小三通”线路。网上的“百度百科”解释说：“小三通是指台湾当局在两岸未能事先磋商的情况下于2000年12月13日单方面批准的《试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俗称‘小三通’”。不过，现在通常将大陆和台湾直飞称“大三通”，而经由金门、马祖海上航线换乘，称为所谓“小三通”。
    早上9点，我们抵达位于厦门港的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东渡码头），在候船大厅的“来回通”柜台（A17柜台）取船票，并领取由副团长苏荔萍统一保管的两个入台证件：《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出入境许可证》。前者是一个软皮封面的证件本，由大陆户口所在地市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后者又称“入台证”，是一张浅绿色背景的长方形薄纸，折上两下，即变成一本护照大小的简易证件，封面上是繁体楷字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上面还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案。此证由我校外事办通过台湾实践大学报送“中华民国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代为办理，离台时在机场被台湾出境检查官员收回。
    办理这个“入台证”前，必须先填写《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这个申请书正面是个人信息，背页则用繁体字赫然印着这样的“申报事项”：

    “一、依台湾地区与大陸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以外之地区，犯内乱罪、外患罪，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而于申请时据实申报者，免予追诉、处罚。’
    二、申请人现任或曾任大陆地区党务、行政、军事或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之职务或为其成员者，请于本栏据实详述。如未据实填写，经查获或遭人检举者，应负法律责任。”

    “犯内乱罪、外患罪”？“免予追诉、处罚”？“据实填写”？ 
    两岸交流发展到今天，还在使用这样的过时词语，颇感怪异……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以“党代表”为主体的团队，从四月初递交申请表，到台方办出这个“入台证”，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而普通人赴台观光据说可在三个工作日内办讫。
    在候船大厅，送我们上船的海神旅行社女导游一再强调，这两个证件一定要保管好，入台后，丢掉任何一个，可能就回不了大陆啦。
    到台湾后我们了解到，台胞往返大陆只需一本由大陆公安部门核发的所谓“台胞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而且三天内可办理完，大陆人员访台（所谓“中华民国沦陷区人民”）则需在两岸各办理以上两证。
    在台湾，多次听到台湾同行说“我们是一家人”这样温暖而恳切的话。真希望有一天两岸人民往来，可以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无需证件或一证通行。
    候船期间，我们还在“来回通”柜台以1:4.4的比率兑换台币。我用500元人民币换了2400元台币：2张票面为青色的1000元币，正面是四个男女学童在围看一个大地球仪；4张票面为红色的100元币，正面印着一个嘴唇上面留着髭须、身穿长袍的陌生老人像。发行机构为“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见识台币，竟不识100元台币上那位长袍老人是何许人也。入台后犹豫了好一会儿问了宾馆服务生——原来是孙中山先生。
    由于如今人民币在台湾已基本通用，所以入台后未再兑换过台币，回来后上网查了一下其他面值的台币：2000元台币的正面是一组射电望远镜，500元台币的正面是一群欢呼雀跃的棒球队员，200元台币的正面则是穿中山装、笑容可掬的蒋介石。
    10点钟，我们在厦金客运码头登上“新金龙”号客轮（金门客轮），船票上标明这是“金厦海运11090703航班”。

                                         登陆金门

    客轮从厦门海域驶出，浪平波柔，驶过远处白色粉壁上书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几个大字的大担岛，驶过小金门（烈屿）等儿时父辈们经常提到的“敌占岛”。经过一个小时的海上行驶，左舷窗外出现了一条由灯塔引导的长长的防波堤，“新金龙”号开始减速。一个桔黄色的巨型钢柱构架上，五个白底红字的繁体字“金门欢迎你”映入眼前的舷窗。
    11点零5分，“新金龙”号抵达大金门岛最西端的金门港水头码头。
    一出船舱，就看到面前是一个钢制的码头平台，正面的铁栏杆上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是四个醒目的大字“五缘趸船”，其中“缘”和“趸”均为繁体字“緣”和“躉”。网上资料说，这条长30米、重96吨的钢制趸船其实是2009年5月15日厦门市政府为“提高水头码头靠泊能力，为增加厦金航班密度”赠送给金门县政府的。“五缘趸船”的投入使用，使水头码头的“船席”（泊位）由2个增加到3个，日均接待客流能力可提高到一万人次。
    从趸船左侧廊道上行，是金门通关“入境”过道。穿制服戴墨镜的通关人员默默站立在旁边。也不知为什么，一种莫名的不安和紧张突然在心头冒起。我们列队经过一个“体温量测请脱帽”告示牌，由“国际入境”口转入通关大厅。在通关大厅，每一个“陆客”都必须填写一份虽然简单但叫人感觉颇不舒服的“入国登记表”。不过，通关的检查非常简单，检查人员只是例行审视了一下证件，伴随“呯”的一声轻灵的敲击，橡皮图章便在我们的入台证上留下了紫色的通关戳记。
    我不由悄声对自己说道：“金门，我来了！”
    小时候就经常听老师讲安业民的故事，讲万炮齐轰金门的战斗，一遍又遍地看电影《英雄小八路》和《海鹰》。中学和插队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从金门空漂来的大气球和撒落的宣传品。那时候，金门岛只是海天交线处由“蒋匪帮盘踞”的一片朦胧岛影。文革初期邻居好友黄景忠从厦门回来，骄傲地说到他哥哥转业前是厦门前线某部侦察连副连长，经常带人渡海到金门岛上侦察敌情，擒拿“舌头”，还常常混在人群中看露天电影。那时候，金门岛是人民解放军英雄的侦察兵才能上去的地方。
    前几年，又从网上了解到6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登陆战——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九千余名将士登陆金门之后，血战三日，最后全军覆没……
    还是那样苍茫的海面，还是那样浩荡的海流，今天，由中共莆田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率领八位中共党员和一位九三学社盟友组成的“共军”小队，“兵不血刃”，就这样在金门岛上“登陆”了。
    和我们一样，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陆客”跨过海洋来到金门，来到台湾。
    这是因为，那一段兄弟阋墙、兵戎相见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两岸人民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年代已经到来。
    在接下去参观金门翟山坑道时，第一眼近距离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眼前的天空飘扬，感觉非常刺眼。不过，十天后我们离开台北时，在台北松山机场最后看一眼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突然感到那种刺眼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
    也许，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有这样特别的心理感受……
    突然想起那位金门李姓导游在途中说的一段话：“互通有无是对的，中国人早就应该如此，对不对？历史让毛先生和蒋先生已经都去世了，中国人自古以来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剧，我希望这一代能把这段空档补起来，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活着能够安稳乐日，自由自主。”
    李导的国语表达并不通顺，却朴素真切，反映了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那种“历史和时代”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由大陆和台湾分别核发的入台证件

           办理台方“入台证”前必须填写的申请表（正面）

            办理台方“入台证”前必须填写的申请表（背面）

各种面值的台币（与人民币的比值目前为4.4元台币兑换一元人民币）

                     厦金航线图（网上照片）

往返于厦门与金门之间的金门客轮“新金龙”号（网上照片）

   金门港水头商港旅客服务中心大楼（网上照片）

                                          金门导游

    出了通关大厅，头戴白色旅行帽的金门导游李先生迎上来了。
    外面的停车场，供我们10个人乘用的专车，竟是一辆“枫莲通运公司”上白下绿的“复兴航空金厦快线”豪华双层大巴。
    在大陆人看来，台湾导游两大怪：一是“导游多导爷”（四五十岁的男子），二是“大马拉小车”（双层旅游大巴载运仅10人左右的陆客小团）。
    金门这位李导便是一个大约40多岁的本地男子，相貌堂堂，热情健谈，胸前挂了一块导游证，能讲国语却跟闽南人一样多不通顺，似乎没有受过大陆那种导游证考试的正规培训，对金门的景物历史如数家珍，其余基本上是胡侃海聊，一会儿芝麻，一会儿西瓜。我注意到，早上接团以及之后带我们购物和用餐时，他胸前有一块导游证，可是下午进各处景点和在金门县城走街串巷时，那块导游证就不见了。他说自己一年只能带四五次团，还宣称自己是金门的什么“黑五类”，被金门当局禁止到大陆，导游证“平时放在冷冻库”，今天拿出来用一天，下午送我们到机场后又得“放到冷冻库里去冷冻”。一路上，他一直在极力回避我的摄像机镜头，就像在躲避“共军机枪”一样。少强和俊福在途中故意笑语我们的摄影将会在电视台上播放，他大惊失色，声称如果真在电视播放，将给他造成某种极不利的后果——什么后果不说，原因还是所谓“黑五类”。
    呵呵，Who on earth is he ? （他到底是谁）……
    无独有偶，到台北后发现接团的导游唐先生竟然也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导爷”，全程旅游也是一辆崭新的双层大巴。唐导坦言，在台湾从事导游的多数是中年甚至老年男子。对此唐导解释说，因为台湾地方太小，通常只有一个全程导游和一辆大巴，大巴司机通常都是男性，导游可以跟旅游大巴司机同睡一间，如果是女导游就需要单独一间，旅行社的费用将因此提高，所以少有聘用女导游。
    这一点跟大陆恰恰相反。大陆导游大多是“吃青春饭”的妙龄小妹或阳光小哥，因为他们需要长年累月爬山涉水带团行走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如这些年来认识的莆田湄洲国际旅行社的“狐狸公主”和小蔡、江西上饶康辉旅行社的小邓和吉安井冈山旅行社的谢峰、贵州国际旅行社的刘埝、广西北海神州旅行社的王彬、巴马旅行社的小黄……。如果是年龄大一点，一定是因为业务忙派不出人老板亲自出马，如莆田阳光旅行社的黄金辉和凤凰旅行社的魏海燕。而且大陆由于东南西北地域广阔，导游通常由随团全陪和景区地陪两人组成，本地司机无需住宿，长途司机通常需要两人，不存在与司机同住的问题。
    关于旅游大巴“大马拉小车”的问题，唐导的解释是，虽然从当今时髦的“绿色节能”角度看，用双层大巴载运10个游客似乎非常“浪费”，但台湾载客10多人的中巴车很少，物以稀贵，租用费用并不低。何况双层视野开阔，乘坐更舒服。
    原来如此……

                                          金门特产

    大巴开动了。李导首先问我们来自福建何地，听到“莆田”，似乎有点茫然，不过听到妈祖的家乡湄洲就在莆田，他马上高兴地说：“啊，莆田的妈祖也到我们金门来巡安过！”
    李导介绍说，金门150.456平方公里，东西宽15公里，南北最长处约15.5公里，中部狭窄处仅3公里，人口约9万，而当年驻军人数最多时就有10万。
    金门岛昔日是两岸兵戎相见的战地，长年驻扎的十万军人曾经给这里带来某种繁荣，如今大批“国军”已经撤离，加上孤悬海中，所以经济相对落后。一路上从车窗里看去——平坦而窄直的公路，低矮而散落的民居，路旁村头举目多是葱茏挺拔的木麻黄、相思树、榕树，地面岸边处处可见素面朝天的花岗岩、片麻石和红壤土，房前坡后是鞘尖朝天的剑麻和蓬勃成长的杂草，还有不时闪现的斑斓精致的庙宇和简洁醒目的路牌……
    呵呵，感觉回到十多年前的莆田沿海农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很冷清，很整洁，还有随处可见的繁体字招牌和并不多见的青天白日旗，还有村间墙壁偶尔可见、大字书写的“法轮大法好”，还有荒坡野地里残留的弹坑……
    李导指着路两边隐约可见的大弹坑，说是“当年毛主席送来的大礼”。网上资料称：仅在1958年“八二三炮战”的44天内，153平方公里的金门群岛就落下47万发的炮弹。之后，到1979年元旦为止，大陆解放军对金门展开“单打双不打”的宣示性炮击，持续大约20年。这个时期打到金门的，大多是内含传单的宣传弹，这些炮弹不会爆炸，因此弹体经过几十年还保存得相当完整，直到现在，金门各地还可以陆续挖出这些炮弹。二十年的炮战意外地让当地制刀业拥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因为金门闻名遐迩的优良钢刀，正是取炮弹壳所制成，加上纯以手工打造，质佳物美，削铁如泥，向来是钢刀中的极品。用李导的话说：“毛主席好可爱啊，用关爱的眼神看着金门，每个月用八万美金让金门人打钢刀”。有人统计：如今金门炮弹每月出土100枚，按一枚30公斤，一把菜刀0.5公斤，二十年炮战留下的炮弹壳“大概最少能产6000万把菜刀，装备全国主妇不在话下”。其中“金合利”和“金永利”更是闻名遐迩的王牌菜刀，其刀口锋利无比，而且极其耐用，据说三年不用磨刀。
    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习惯，李导总是像大陆人一样称“毛主席”，与蒋介石并提时则称“毛先生和蒋先生”。不过，李导在谈金门炮战原因时，其说法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他说是韩战后解放军多余的大量炮弹存放在库房里无法处理，彭德怀找毛主席请示，毛说你不会找个地方把它消化掉嘛，可是找哪个地方呢？毛指着金门说：就这里如何？于是有了万炮齐轰金门岛。李导自称是金门乡下的农民，其举手投足，的确也像。呵呵，但愿他不是无知，而只是幽默。
    据中国台湾网2011年2月24日消息，2颗历史遗留的金门炮弹当日海运回台湾岛内加工，将变身为“和平钟”重回金门，并于8月23日“和平祈福日”敲响，让两岸民众在感受历史风风雨雨的同时，体会到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听到追求和平的声音。
    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斥着血腥的战争，人们用“铸剑为犁”呼唤着和平。把炮弹进行熔铸，然后再经过淬炼、锻造等过程，打造成和平时期家庭主妇案板上的菜刀——这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表达了两岸人民对和平的共同期盼。
    也许是之后带刀周游台湾毕竟不便，今天的行程中并没有安排购刀项目。
    车停了，李导给我们安排的第一站是“陈金福号”贡糖店。
    来前就听说“金门三宝”：贡糖，菜刀，高粱酒。贡糖是厦门传过去的，菜刀是炮弹壳锻制的，高梁酒是用当地高梁酿造的，据说阿兵哥喝了，头不会痛。不过，到台湾后第二天晚上在桃园市区街头大排档喝了一杯金门高粱加几小杯台湾啤酒，整夜头痛。
    李导称“陈金福号”贡糖是金门第一品牌。网上资料说：金门贡糖原是厦门著名传统特产，由“金门贡糖之父”陈世命先生传入金门。它以上等花生仁、白砂糖、麦芽糖经民间传统工艺用木棒“打”出来。“打”在闽南语称为“贡”，谓之为贡糖。网上资料还说，金门贡糖的“第一老店是名记贡糖”。不过，“名记贡糖” 的老板陈金庆和“陈金福号”的老板陈金福分别是陈世命先生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儿子，两家贡糖的制作工艺应该都属于嫡传，“不相伯仲”。
    “陈金福号”店门虽然不算大，但挂着“名师名店”和“金牌老字号”两块金字横匾，除了各种精装贡糖，还有不少其他金门特色食品。店门上还高挂着几条大红条幅隆重欢迎大陆旅游团体。店里的小妹一面笑容可掬地招呼大家品尝切成小块的各种贡糖块儿，一面巧妙地宣讲并鼓动大家掏钱购买。透过店内的一面大玻璃，游客可以亲眼看到几个穿着工作服的男女员工正在专心制作贡糖。他们身后一张巨幅彩画上，写着“世界第一，超级贡糖王”几个大字。
    毕竟是金门“三大伴手礼”的头牌啊，而且在产家店里，肯定是最正宗的，大家其实心里都想买，只是考虑到后面还有九天的行程，带着真不方便，所以都犹豫不决。不知是谁问了店家，说台北也可以买，于是大家都决定最后一天在台北购买，让一直在身旁撺掇的李导大失所望——不过，最后在台北所有的人都被唐导带到“御珍果精致烘焙”店狂购了大批“御珍果”牌麻糬和凤梨酥，竟然都忘记买金门贡糖啦！
    中午我们在路边一家“金麒麟餐厅”用午餐，八菜一汤，无非是米饭加上鱼虾肉菜。这金门风味的赴台第一餐，大家都吃得很惬意，也吃得很饱。
    下午到机场前，李导带我们到第二个购物点——“上古厝”面线文俗馆。一进门，只见琳琅满目都是食品——所谓“文俗馆”，实际上就是一个旅游食品店。店堂正面挂着一个上面有五个彩色小福娃的“招财进宝”锦绣横幅，主要食品有“上古厝面线”及其“私房酱料”，还有贡糖、紫菜酥、牛肉干等。进入“文俗馆”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品尝两位大嫂现煮现捞的小碗“上古厝面线”，而且不限碗数，还可以免费添加其特制的各种“私房酱料”。网上资料说，“金门面线以手工精制、极具口感和弹性著称”。从形状上看，金门面线跟莆田特产的线面十分相似，但口味大不相同，溜滑爽口，加上特制的酱料，味道真是不错啊。一个戴眼镜留披肩发的黑衣小妹（长得很像我校电信系的王明昊老师唷），手持话筒，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用很标准的国语宣传店家的“购买优惠活动”：“买酱料五瓶送一瓶，买面线三包送一瓶佐料，买四包送四瓶佐料，买牛肉干三包500台币送一个小包装……”
    小妹宣传得很煽情。可惜，又是谁主张说“最后一天到台北去买”，于是大家品尝完面线，擦擦嘴巴，又喝了杯店里免费提供的特色茶，便出门上车，又一次“入宝山而空手归”。
    来之前只听说“金门三宝”，此次台湾行后，才知道应该“与时俱进”了。现在是“金门六宝”，新增加三宝是：金门面线，金门牛肉干，还有金门一条根（一种活血止痛的外用特效药品）。
    没有想到，在之后的台岛九日行中，引发团队全体成员最大购买热情的，竟是“六宝”中原来从未听说过的“一条根”。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平坦、整洁而又冷清的岛上公路

                       路口小景

商住楼上的选战口号：“改变已经开始——请支持坚决不买票的胡伟生”

仅“八二三炮战”的44天内，金门群岛就落下了47万发炮弹（以上为网上照片）

“铸剑为犁”，将炮弹锻制成主妇案板上的菜刀（以上为网上照片）

    “陈金福号”贡糖店：用大红条幅隆重欢迎大陆旅游团体

              “陈金福号”贡糖加工现场

         “上古厝”面线文俗馆（网上照片）

      金门面线以手工精制、极具口感和弹性著称（网上照片）

        两位大嫂正在为游客现煮现捞免费品尝的金门面线

        “上古厝”店里这位促销小妹长得真像昊子老师啊

                                                                            翟山坑道

    在金门五个多小时，进了两次购物店，走马观花快游了一遍金门县城，真正属于游览的只有两个景点：翟山坑道和莒光楼。这两处景点都是当年两岸军事对峙的产物。
    午餐后，李导先带我们前往翟山坑道参观。
    作为两岸军事对峙时期的最前沿阵地，金门群岛和马祖列岛上存留着大量曾经作为军事用途的战地坑道。其中大金门岛的翟山坑道、小金门岛的九宫坑道和马祖列岛的北海坑道最为著名。而今这些战地坑道竟然构成两岸旅游业中极其独特的“战地文化”，今年甚至开始争取申报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翟山坑道位于金门岛西南角的古岗村翟山腹地，毗邻料罗湾，面向台湾海峡，从地图上看，是金门岛离大陆最远的地点。
    如今翟山坑道由“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管理。从碉堡型的景点入口处进去，迎面就是三个高高的旗杆，中间那杆是一面正在随风飘扬的特别刺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旁边是两面中间染印一个圆形标志的白旗，圆形标志之中有一个醒目的红色山形，似乎是“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机构标志。
    景区内绿化都很好，红砖铺地，花草如画，如果不是绿茵茵的草坪上安置着几台带座舰炮、高射机枪和两条小型登陆艇，几乎看不出这里曾是属于军事禁区的战地。
    前行不远处，路的右侧出现一个有棚的长台，似乎是个检阅台。台后的长墙上有八个金色大字“崇法务实”，“勤劳俭朴”，分成两组排列左右，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盾状标识，标识的上部是分成两行嵌在蓝底上的十颗白色五角星，标识中下部是由两边金色的稻穗和刀枪交叉拱卫着的一个“青天白日”，不知是否“国军”的臂章（回来后上网查了一下，应该台军陆军步兵第127师的臂章，该部队前身是粤军第63军，淮海战役中被歼，重编后于1950年由海南岛仓皇“转进来台”，1976年改番号为“效法班超出使西域坚苦精神”的所谓“班超部队”）。
    沿着一条宽坦的红砖步游道前行，前方绿蔭遮蔽的山坡下敞露出一个洞口，洞口上方的伪装网已被山坡上的绿色蔓枝部分覆盖，洞口左半部是一个水泥质地的深绿色方屋（导游图上标明是“贩卖部”），右半部就是坑道入口。
    在坑道入口右侧犬牙交错的嶙峋石壁上，有一块深绿色的长条曲面碑刻，上面凸刻着几个令多数大陆游客疑惑不解的红色大字：“毋忘在莒”。
    “勿忘在莒”这个成语，曾经是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全台湾最熟悉的政治口号。
    战国时期，齐国被燕国乐毅率领大军连攻七十二城，仅剩即墨和莒县二城。齐国在田单的领导下以莒城为反攻基地，经历五年成功收复了失地。后人以“毋忘在莒”比喻“雪耻复国”。1952年，蒋介石到金门“视察”防务，在太武山摩崖题了“毋忘在莒”四个大字，1958年到马祖“视察”又题写了“枕戈待旦”四个大字。这两次题词，意在激励守卫台澎金马的蒋军官兵，有朝一日能以这些弹丸之地为前进基地，“雪耻复国”，完成其“反攻大陆”大业，实质上是一种不甘失败却又完全无奈的心态折射。如今金门和马祖仍保留着为数不少用这两个题词制作的战地标语或大型牌刻，甚至成为岛上的地标，既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时乖运蹇”的真实写照，看了令人不禁莞尔。
    坑道入口处其实是一个曲尺状的直角弯道，弯道两侧立壁分别是两块大碑刻。第一个碑刻正对着入口，上面用似乎不太讲究规范的字体凸制着所谓“训练军人的姿态体力和精神”，其内容为“雄壮，威武，严肃，刚直，安静，坚强，确实，速捷，沉着，忍耐，机警，勇敢”。墙面的中间还立了一个头戴钢盔右肩扛枪、贴墙而立的“国军”小兵，不知是石雕还是水泥塑作的，五短身材，站姿呆滞，足够“安静”，可一点也体现不出“威武”、“严肃”，两眼无神，表情漠然，足够“沉着”，可一点也看不出“刚直”、“机警”。转过弯来，左侧墙上的另一块碑刻则是什么“毋忘在莒七大精神”：“一坚忍不拔；二团结奋斗；三研究发展；四以寡击众；五主动攻击；六防谍欺敌；七军民合作”。
    网上资料说，翟山坑道于1961年开挖，耗时五年，由坑道和水道两个部分组成。坑道全长101米，宽约6米，高约3.5米；水道呈A字形，全长357米，宽约11.5米，高约8米，里面可容小艇或补给船40艘停泊，船只可以随时进出大海。坑道尽头是金门岛南岸海面西侧。
    进入坑道，右侧是一排水泥挡板构成的隔间（导游图上标明是“营舍”）。再往前走，是一个宽大的人造石洞向前延伸，洞顶和两边洞壁没有用抹泥，高低不平的坚硬石面保留着当年开凿时的原始状态。这应该就是其坑道部分。
    之前到过小嶝岛，参观过当地军民修建的地下坑道，四通八达，颇像电影《地道战》中的那种地道。地道似乎都是在土质的地面或山坡下面10多米深处挖的，用坚硬的花岗岩条石垒砌拱护，宽度大多不足两米，长达上千米，蜿蜒曲折如同迷宫。这种地道在猛烈的重炮轰击下可能塌陷，在小嶝岛就看到过一处坑道被蒋军重炮炸塌了。
    这种情况在翟山坑道决不会发生。因为整个坑道是在花岗岩的山体中完全由人工穿凿出来的，除非天公震怒山崩地裂，人造的武器似乎不太可能将其炸塌。建造如此牢固也是可以理解，君不见当年“八二三炮战”时，大陆的第一波万炮齐轰就让金门防卫司令部的三个副司令官殒命翠谷。不过现代战争已经不是抗日战争或抗美援朝那样的环境了。这样的地道用于防炮毫无问题，如果用于作战，一旦地面工事被占，增援不能在短期到达，想依靠坑道作“困兽犹斗”，恐怕就是一个巨大的“石棺”。据网上消息，1979年我军攻占越南老街后，两百多名越军官兵和大批百姓逃入一个永备工事的坑道，准备依仗坚固的坑道作“困兽犹斗”。我军工兵对坑道进行了“封闭”，在多次喊话无效后，我军的防化兵、喷火兵和工兵对坑道进行“技术性攻击”，上千名军民“玉石俱焚”，无一幸存。
    这个坑道不长，很宽坦，也很通风，但明显感觉湿冷。李导称翟山坑道内终年阴暗潮湿，当年驻守这里的“阿兵哥”，每天都要将棉被拿到外头去晒太阳，将水拧干。许多人还因此得了风湿病，而本岛特产中药“王大夫一条根”治疗风湿有奇效，经“阿兵哥”们宣传，因此成为金门的一宝。
    坑道的那头有个石门，门后是数十级下降的石阶，下面的平台就是两条呈“A”字形向左右分开延伸的水道。为了观光客的安全，石阶和水道旁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不知是为了节能还是要故意渲染幽暗气氛，水道里的灯光十分微弱，走在其间，只觉得前后影影绰绰的，像是进入阴间地府。我们沿着已向游客开放的右侧水道前行，前方洞口远远地露出一团耀眼刺目的天光。没走多远，就见前行的同事已经折返回来了，原来水道的尽头被一块高高的水泥挡板与外面的海面隔开。对边石壁处有一个石窟，导游图上标明是“卷扬机工作台”。据说，由于水道水面和外部海面的水位有一定高度差，所以需要用卷扬机来吊运那些需要进出水道的小艇（也有人说是用来升降洞口水闸的）。
    水道里的水很清澈，甚至可以看到水中悠闲游弋的小鱼儿。
    “百度百科”称：在翟山坑道的水道里可以感受到“坑道外海浪澎湃，潮声势壮”。也许是人声喧闹，也许是今天海面无风无浪，加上水道尽头被挡墙阻隔，我既没有看到外面“海浪澎湃”，也听不到什么“潮声势壮”。
    说实在，如果要说“好玩好看”，这个景点完全算不上。许多人看了后都感到十分无趣。同行的团友就有人颇为不屑地宣称“不如到湄洲岛看‘神石园’”。
    的确，正如网上所批评的，目前“金门坑道游”的形式相对简单，多是导游带着游客走一遍坑道，看看已经废弃的军事设施，讲讲当年的内幕秘辛，可看性太差。
    可是，如果仔细想想这么巨大的坑道工程，竟然是在花岗岩、片麻岩的山体中，花费整整五年时间，由人工穿凿而成，就不能不为坑道建造者艰苦卓绝的劳动肃然起敬，也会感受到那每一寸洞天，都堪比万里长城的修建。
    再想想那炮火连天、血雨腥风的昨天，像蝙蝠一样在这个黑暗的洞窟里长年驻守的年轻军人，其实也跟我们一样热爱阳光下的生活，就不能不为兄弟之间的反目为仇深感痛惜，也会感受到那每一块坚石，都在大声呼唤着和平。
    长年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也许并不能理解昨天那些不得不逃避阳光的人们，也感受不到那些永久藏身在黑暗中的战争遗址，蕴含着多么生动的史话。
    游走于历史的时光隧道，和游走在自然的山水画境一样，都会让你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热爱生命……
    从战争到和平，翟山坑道已摘下神秘的面纱，向所有的人展现着它那风貌独特的含笑面容。
    为今日能到此一游，对自己说声“不虚此行”吧……

                  景区里的阅兵台

                 驻金门台军陆军第127师臂章

     坑道入口处(左侧那个有窗的方屋是个军中小卖部)

                坑道入口处的碑刻（之一）

                 坑道入口处的碑刻（之二）

                 坑道入口处的碑刻（之三）

以上三张照片为翟山坑道的百米坑道部分(中间那张是我们团队的照片)

            翟山坑道：成“A”形的两条水道

                 翟山坑道已开放的右侧水道

     金门国家公园里的蒋介石题词“毋忘在莒”

     马祖列岛南竿岛上的蒋介石题词：“枕戈待旦”

             马祖上的蒋介石题词纪念碑

                                                  莒光楼

    莒光楼是金门的地标性建筑。
    金门印制的观光资料称：莒光楼“由胡琏督请的著名建筑师沉学海所设计，仿古代麒麟阁三层式建筑，外观雄伟、气宇非凡，是一座水泥钢骨仿宫殿式建筑，飞檐画栋，碧瓦朱柱，气派轩昂，屋身构造为硬山搁檩。……金门人说‘没到过莒光楼，别夸说到过金门’;五十多年来常是金门邮票和风景明信片的主题，莒光楼已经成为金门的象征”。据网上资料介绍，采用“莒光楼”作为图案的“中华民国邮票”，总计发行了十七亿二千多万枚。
    莒光楼建于1952年, 又称“国军英雄馆”，用来表彰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金门国军官兵的英勇事迹”,弘扬所谓“毋忘在莒”的精神。
    “莒”字，李导一路上把它读成阴平的“ji”，听起来像是“鸡光楼”，而我一直把它读成上声的“lu”（铝）。写这篇小文时，查了一下字典，原来都错了，应该读上声的“ju”，跟“沮丧”的“沮”同音。
    我们在楼前公路旁下车，沿着花岗岩石阶拾级上行，只见一个青白色“石”墙红色尖顶的城堡式建筑渐渐显露在眼前。见惯了国内的古代城楼，甚至跟莆田市区的古樵楼或宜宾市区的大观楼相比，莒光楼的体型显然也是太小，倒有点像大号的日本鬼子炮楼，这大概也是战地金门独特的风格吧，但因四周都是低矮的绿草碧树，加上建在高处，楼前又是平坦的石面广场，倒也有几分“高大雄伟”。从楼前望去，楼高三层，下面是两层方型“石”楼，上面一层石栏围护的是雕梁画栋、人字尖顶的阁楼，阁门上方那个白底匾额上，从右到左，用工整的楷体醒目书写着三个墨蓝色的大字——“莒光楼”。
    好在“八二三炮战”解放军炮群万炮齐轰的是军事目标，否则这么一个孤立在小岛平地上的大目标，恐怕早就被轰成万块碎石、灰飞烟灭了。
    之前没见过甚至也没听说过什么“麒麟阁”。那个2000多年前汉武帝在未央宫里修建用来供奉功臣的“麒麟阁”，谁曾见过？只能运用一下“逆向思维”——“莒光楼”既然堪比汉之“麒麟阁”，甚至曰“仿古代麒麟阁”，那古之“麒麟阁”，应该就是如此啦。虽然是“山寨版”的所谓“仿宫殿式建筑”，甚至是用“水泥钢骨”来仿真石，如果做得精致，加足“飞檐画栋，碧瓦朱柱”之类古建筑元素，也可“以伪乱真”，是不是？
    莒光楼前小广场两侧，各有一门据说是明清时代的古炮，旁边还各有一个桔红色的公用电话亭，正面尖顶和电话亭门被巧妙地设计出“金门”二字，十分可爱。
    廖老师是我们团队中唯一的“军队的女儿”，从小在炮兵军营里长大。而且，1949年10月那场惨烈的金门之战时，她的父亲正是一名为解放军登陆部队提供炮火支援的前线炮兵。也许是遗传的作用，也许是从小跟炮有缘，一看到古炮，她便兴奋地跑到炮座后面，一边“操炮”，一边挥手笑着大声喊道：“开炮！”
    那些在炮战中死难的“国军”弟兄，看到人民解放军金门前线炮兵军官之女，竟然在这里“开炮”，不知会作何想……
    在夏蝉流水一般的鸣叫声中，我们进入了莒光楼那个圆拱形的雕花石门。
    从外面看，莒光楼一、二层的“石”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形楼座，托举着三层那个“十字脊屋顶”的阁楼。走进来才发现，一、二层是由一个中间大厅和外围廊道组成。中间大厅通高两层，但面积并不大，现在已改成“播放室”。大厅的正面墙上有一块投影幕布，定时向游客播放金门方面制作的风光片。我们进去的时候，正逢暂停，屏幕上只显示一行“DVD player”（DVD播放机）。其上方横梁中间又是一个“毋忘在莒”的题匾。厅的顶部是蓝色基调的精美图案。这里当初应该有过很丰富的馆藏，不过现在大厅内除了三、四排用来观看录像的塑面长凳，空荡荡的，角落处还堆放着一些杂物。正面墙的对面是一个落地大画框，上面是一张落霞满天的海滨风景画，右侧的墙上还有一张巨幅的“台湾金门地理位置图”。
    大厅和外墙之间的空间，被建造成为上下两层的环形廊道。廊道左右的墙面上挂满了各种展板，不过已经看不到与“国军英雄”相关的事迹介绍或物品陈列了。一层廊道主要展示的是风狮爷、民俗俗谚、金门高粱、金门陶瓷等金门特色，二层廊道则为金门城隍、金门建设成果及莒光楼的建筑特色介绍。金门面积虽然不大，但境内有三百多座宗祠与庙宇，又因为四面环海，早年以讨海为生，所以人们更加重视神明的供奉。从展板上可以看到，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二，有着330年历史的金门迎城隍传统民俗庙会将在金门后浦老街区举办，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庙会期间，庙里的城隍等隆重“出巡绕境”，与莆田农村逢年过节时将庙里供奉的神佛金身抬出“出游”的风俗貌似相同。
    在二、三层间的楼梯口处，有一个“金门集锦”的大型陶瓷壁画，展示了金门岛的全貌和主要名胜，“莒光楼”和太武山上的“毋忘在莒”勒石赫然其中。
    三层阁楼，四角是“水泥钢骨”结构的曲尺型边柱，边柱之间均用古色古香的木板墙封闭，其上部是通风透光的窗棂，下部是坚实的雕花墙板。边柱墙面上陈列的是以莒光楼为主题的各种民国邮票。阁楼正中间则用落地大玻璃隔成一个“胡琏将军功勋奖章展”的小展厅，展览胡琏的个人从军图片介绍和他历次授勋获奖的军功章，如“青天白日勋章”、“二等宝鼎勋章”、“胜利勋章”，还有蒋介石、严家淦等民国“总统”或政要签发给他的委任状等。
    来自台湾的网上资料称：金门千年的人文历史，留下许多名人的足迹，如朱熹，如郑成功等。但金门人心中分量最重的有两人，一个是唐代牧马侯陈渊，一个是国民党的“陆军一级上将”胡琏。前者于唐朝貞元年間，作为牧马侯奉旨率部将和十二姓族人来到金门（旧称“浯州”）养马，从此金门得以开发，是“开浯恩主”，金门的历史从他那里开始写起；后者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是抗战民族英雄，又在1949年10月金门之战中，率部全歼叶飞将军麾下登陆金门岛的9000名将士，1952年10月又突袭南日岛小胜（三天后便仓皇撤退），之后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多年。在金门人和台湾人的眼中，金门之战（即所谓“古宁头大捷”）堪比“赤壁之战”，胡琏是“常胜将军”，而且是“最不受共产党欢迎的陆军上将”。
    无意去评价当年的战事，只是感觉国民党当年打的败仗实在是太多太惨了，几百万军队都输光了，整个大陆也丢光了，好不容易在这个小岛上小胜一次，作为“大捷”大加宣扬可以理解。可是，就算胡琏是条勇猛无比的哮天犬，其主人并不是那位天庭大将二郞神，而是一个快输光全部家当的败家子，有多少光荣可值得夸耀？
    更何况，金门之战是在人民解放军完全不熟悉海战规律而且完全没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取胜的。如果，当年叶飞也有几条军舰，胡琏还会是“常胜将军”吗？如果，胡琏遇到的是指挥四野大军的林彪，金门之战还能“大捷”取胜吗？事实是，金门之战血的教训，并没有阻拦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的步伐。君不见金门之战不过几个月，第四野战军11万人的渡海作战兵团同样只凭借木船，就强渡了比厦金海峡不知宽多少倍的琼州海峡，突破了国民党“防卫司令”薛岳所吹嘘的“海陆空立体防线”，解放了比金门岛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南岛，迫使占有绝对海空优势的10万“国军”仓皇“转进来台”。同年五月，舟山群岛也解放了。到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可以组织强大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不出两小时，一举解放了比金门更加远离海岸的一江山岛……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如果不是“毛先生”出于全局谋略，执意要保留这些小岛让“蒋先生”不要断了“复国之梦”从而走上台湾独立的道路，吃过一次大亏后一直耿耿于怀的叶飞将军二次攻金，再次与胡琏将军争夺这个与大陆近在咫尺的小岛，金门岛还能独保其身吗？
    顺便说一下，当年率部解放海南岛的四野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上将，在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是福州军区司令员，一直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调换为止。如果再次攻金，胡琏将军要面对的，主要应该是韩先楚将军。
    虽然如此，胡琏将军作为军人，无论是抗战，还是守岛，其忠诚、坚毅和胆略还是值得敬佩的……
    在小展厅的四角，是四个一人多高、贴满浅青色彩印纸的大方柱，柱顶有一些金属构架，柱面上写着“反空降椿”几个大字，仔细看时，下面还有几行文字说明：“战时为使共军登陆的伞兵折损，金门聚落外围农田常见的地景即是‘反空降椿’。这些顶上有尖锐的钢条、高约四公尺的柱椿（另有一公尺埋于地下），平均每十公尺一根立于农田之内。”
    将“反空降椿”放在“胡琏将军功勋奖章展”，难道是胡琏先生的专利品？

                     莒光楼（网上照片）

          
                     侧看莒光楼（网上照片）

                 以莒光楼为图案的台湾邮票（网上照片）

              以莒光楼为图案的台湾首日封（网上照片）

                 创意巧妙的公用电话亭（网上照片）

          “开炮”者是昔日人民解放军前线炮兵军官的女儿

              莒光楼内的中间大厅（网上照片）

       莒光楼里的大型陶瓷壁画“金门集锦”（网上照片）

         莒光楼三层阁楼，中间为胡琏勋章小展厅（网上照片）

                           小展厅入口招牌

                                “反空降椿”

                                        金门县城

   
    金门岛有三镇：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其中的金城镇，古称“后浦”，位于金门之西南隅，是金门人口最密集的城镇，也是金门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在海神旅行社给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中，“金门联络人”应该是“欧阳先生”，而在金门接团的却是这位总给人感觉怪怪的李导。他不仅宣称自己是所谓“黑五类”，被金门当局限制禁止前往大陆，即使是在金门岛上，他也是处处“小心翼翼”。我注意到，从进第一个景点翟山坑道开始，挂在他胸前的那个导游证就被悄悄收起来了，而且一路上总是回避我的摄像机镜头。从他的言语表达来看，也不像是个有经验的导游——坐在车上他喋喋不休东拉西扯一路上都是话，可是到了旅游景区，比如在翟山坑道和莒光楼里，最需要导游讲解的时候，似乎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特别是下午带我们逛金门县城，简直就像带一批偷偷登陆的“共谍”，一路上专门挑那些小街僻巷走，叫人感觉好像走进多年前莆田的某个小村镇，让我们直纳闷：难道金门县城竟然破旧成这般模样？
    难道他是个……“地下导游”？
    旅行社安排的欧阳先生哪里去了？
    李导带我们在迷魂阵似的县城小巷里转来转去。好在手上拿着金门印刷的《金门后浦美丽小镇之旅》小册子，回来琢磨了半天，终于把路线大体搞清楚了。
    我们停车的地方是在县城南面北堤路一个叫“廻龙宫”的小庙前。然后李导带我们过街沿“93巷”进去，经过一个满目萧条的菜市场。据说这个“东门市场”在十多年前还是非常兴旺的，现在“国军”都撤离了，此时正是午后时光，几乎无人光顾，许多摊位连摊主都看不到，只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摊位旁，手里好像在摘菜。
    第一个景点是所谓“模范街”。
    金门的“模范街”被列为台湾“历史建筑”。这条由金门商会会长傅锡琪先生牵头、由南洋侨界集资兴建的小小商业街，建成于1925年。街道长不足百米，宽不过三五米，一共只有四十间店屋。资料上称：“街道两旁皆为二进店屋，第一进为洋楼，第二进为闽南式建筑”。实地看去，沿街一楼均为闽南风格的人行廊道，不过都用红砖砌成拱门状，资料上称“兼具日本大正风格与洋楼之美”。
    “模范街”曾是当地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但自从大批“国军”撤走之后，变得萧条了许多，现在变成售卖牛肉干、高粱酒和一条根等金门特产及“阿公豆花”、“湘足道养生”、“风狮爷饰品”、“阿美男女时装”等的寻常小街，有些店屋甚至已经关门歇业。
    不过，这个近乎没落的小街近年来由于有了一间 “恋恋红楼”主题餐厅而名声大噪，特别是大陆游客到金门都要慕名前去品尝其招牌饮料“毛泽东奶茶”。
    这个位于模范街二十二号的“恋恋红楼餐厅”，是由当地有名的陶艺家王明宗开设的。
    王明宗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时说：“我小时候，大陆打过来的多是宣传弹，撒出来的传单，满田都是。我起初拣来烧饭，出于好奇也看看宣传单里面写的是什么。那时传单赞扬毛主席很伟大，看多了，就觉得这是位传奇人物。 在台湾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但还没有‘小三通’以前，我就托我们偷去大陆的渔船，帮我收集有关毛泽东的海报、像章、照片……” 王明宗还告诉记者：“大陆的传单看多了，简体字都会写了。六十年代我到台北读书时，老师发现我的周记里写有简体字，觉得很奇怪。”
    类似于大陆当时有些青少年“偷听敌台”，受到大陆宣传单影响的金门少年王明宗，在严酷的战地管制环境下，竟对被当局丑化为十恶不赦大魔头的毛泽东产生了好奇甚至敬仰之心。
    呵呵，毛泽东决不会想到，在大陆同样受到妖魔化的他，在金门竟然会有这么一位“粉丝”。
    其实这个“恋恋红楼”现在的名称似乎已经改为“老金门怀旧餐厅——国共餐厅”。门前一块大红招牌上，左边是五星红旗的图案，右边是文革时期最流行的穿军装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还有一组文字说明：

    浪漫的金门——恋恋红楼
    解开中国历史最神秘的面纱——毛泽东奶茶
    时代要变，奶茶要变，命运才会改变
    来到这儿，请将统独、蓝绿放两旁，轻松享用两岸共治的和平氛围，点一杯由金门高粱特调而成的“毛泽东奶茶”，让温顺奶香中浓郁的高梁清冽口感打开你的味蕾。

    由于时间太紧，加上今天餐厅似乎没有开门营业，大家没有进去品尝“毛泽东奶茶”，只在门口照相留影。据说餐厅里还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大幅彩照，而且除了“毛泽东奶茶”，还有一款“红卫兵桔茶”——也是王明宗这个曾经入围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的艺术家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恋恋红楼”旁边的店屋，拱廊两边的红砖柱还分别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五星红旗，让这条小街显得既传统而又“前卫”。而金门岛上第一个在自己的轿车上贴出五星红旗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标语，也是这个在邻人看来似乎有点“另类”的王明宗。 
    据说，王明宗还特意把“毛泽东奶茶”推到台湾本岛，特别是绿营盘踞的南部地区。今年春节期间，在台湾南部屏东垦丁大街竟然也出现了“毛泽东奶茶”及“红卫兵桔茶”的饮料。
    不由想起《红楼梦》中那个诗句：“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商言商，似乎可以说是“处处留心皆鸿运，世情练达即商机”。
    不由想起王明宗指着他那句“时代在变，奶茶在变，命运才会变”的招牌口号对中新社记者说的话：“以仇恨对待兄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景点是清代“金门镇总兵署”。
    这个号称“台闽唯一现存的清朝官署”，除了堂前大院里一棵高大而气根飘垂的百年古榕和一棵同样高大但枝干虬曲的百年木棉，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总兵办公的大堂内，除了“出巡”、“回避”等标牌和枪戟叉钩等兵器，中间正上方是一个“海国图治”的匾额，大堂正中央的总兵案桌旁立着一个长辫子尖笠帽的兵丁，最重要的总兵位却空无人坐的，令人费解。
    穿过窄得几乎仅供一人通行的“状元巷”，我们来到第三个景点“奎阁”。
    奎阁又名“魁星楼”，建于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其实是一个六角形重檐攒尖的双层亭阁，供奉北斗七星之首的奎星（魁星）——入内观看，乃是被封装在玻璃柜中的一个表情狰狞、赤发蓝面的小神。
    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这“魁星爷”虽然既不高大也不英俊，却是是掌管文运的神祇。明、清两代金门出了进士31人、举人112人，人们都归功于这位蓝脸小神。你看他左脚站在鳌头之上，右脚向后跷踢，左手持墨，右手执笔，据说就是在用笔点定中试者的名字，表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意思。
    每年民俗农历七月初七，民间视为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情人节，对金门的文人们来说，这一天可是“魁星爷”神诞啊。读书士子们纷纷到此焚香祷告，乞求文星高照，文运亨通。
    网上一则有趣的资料：民国三四十年，“奎阁”的木门都被拆掉拿去当柴火烧，连“魁星爷”木雕金身也失落不见。后来，当时的社教馆长王炳恒在台湾重做一尊，就是现在请至一楼供考生膜拜的那尊“魁星爷”。因为怕宵小再进来偷窃，奎阁夜间都要闭门上锁。住在“奎阁”旁民宅的现年七十几岁的陈天成，为方便信众开门上香，义务保管大门钥匙，并每日前往奎阁上香，近二十年来如一日……
    突然觉得那位蓝面小神挺像电视中那些“可爱的蓝精灵”，同样是神族，同样善良聪明，乐于助人，却又同样弱小受欺，总被可恶的小人搞得无处容身。
    最后一个景点是“邱良功母节孝坊”。
    由于没人讲解，我们只是在坊旁匆匆而过，抓拍了几张照片。只感觉这个青石牌坊挺高大的，最上面有四个大字“钦旌节孝”，但这类牌坊在大陆许多地方都有，所以当时并不留意。回来后看资料，才得知这座邱良功母节孝坊建于1812年，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牌坊，也是金门唯一的“国家一级古迹”，素有“台闽第一坊”的美誉。建立牌坊的目的是表彰清朝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的母亲许氏。她坚贞守节二十八年，抚育独子成为国家栋梁，教子有功，成为乡民的楷模。资料还说，在台湾、福建地区列为一级古迹的牌坊仅此一座，牌坊是用上等的泉州花岗石及墨绿的青斗石雕琢建造，“雕工细致，造型雄伟，是现存牌坊中最壮观的一座”。
    有趣的是，金门印刷的旅游册上还写道：“柱脚的石狮中有一尊被奉为‘石狮仙姑’的彩衣母狮，传说是邱母许氏的化身，被当地居民视为守护神。”
    为查证这段文字，将当时的摄像和团友们拍的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终于发现在这个节孝坊下有8个石狮子，其中有一只的狮头似乎被人用红布扎起，上面貌似有个红绣球，大概就是那只由贤母转变的“仙姑石狮”吧。
    之所以如此难以“查证”，是因为当时牌坊的那一面搭了个台，正在举办“食尚玩家：浩角翔起金门签唱会”，正好把那个“彩衣母狮”挡住。而且台上那个戴墨镜的平头小伙手持话筒正在嗲声嗲气地尖声招呼小朋友站开点，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不过从网上下载和金门印刷的旅游册上的图片都可以看到，“彩衣母狮”正是牌坊南面那一尊左守门狮，不仅狮头扎上大红布带，而且全身涂饰着五色釉彩，就像热带雨林中那种美丽的彩蛙。
    下午两点，结束了金城镇的走马观花，我们乘车前往机场。途中李导带我们进“上古厝面线文俗馆”吃免费面线并购物。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金门机场。这个小小的“金门航空站”（又称“尚义机场”），实在是小的可爱，跟大陆沿海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差不多。
    三点半，我们乘坐台湾立荣航空公司B7 0890航班前往台北。
    今天天阴，坐在飞机上，下面是茫茫云海，看不见想象中的万顷碧波，也感受不到是在飞越台湾海峡。
    美丽的宝岛就这样披着神秘的面纱，迎接我们的到来……

                    金门模范街（网友照片）

                “毛泽东奶茶”主题餐厅招牌画（网友照片）

             曾经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两位同行老师）

                     模范街上的五星红旗

                                                                       金门镇总兵署的大堂

                                                                    奎阁（网友照片）

                    赤发蓝脸的小神“魁星”

                邱良功母节孝坊（网友照片）

             左侧那只五彩斑斓的石狮据说是邱母的化身

           尚义机场：小小的金门航空站（网友照片）

                                       宝岛十日行
                                      2011－7－24

    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妹妹唱《我爱我的台湾》：“我爱我的台湾啊，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啊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刚刚进入中学，班宣传队排练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台湾》：“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北京城发出了庄严号召。听全国人民的钢铁誓言：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洋，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台湾！”
    知青岁月中，紫山山友最熟悉的歌曲就是《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那时候，台湾海峡是一条千军万马刀枪相见的广阔战线。生活在福建前线的年轻的我们，一方面要日夜警惕海峡对岸“美蒋匪特”的零星袭击，一方面又充满参加跨过海洋解放台湾的战斗向往。
    那时候，台湾岛对我们来说，只是地图上一个缺失红色的地理空白，只是想象中一个万箭齐发的明日战场。登上台湾，似乎应该是在“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台湾”的那天……
    时空在神奇地转移，历史也在神奇地变幻。
    用金门岛上那位李姓导游的话说，“毛先生”和“蒋先生”斗了一辈子，他们去世后，两岸的恩仇似乎也跟着两位老先生走了。
或者，用鲁迅先生的诗句，就是——“度尽波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今天的台湾海峡已经不再是剑拔弩张阻隔亲情的天堑，而是两岸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就在这个七月，我们有幸加入到了那个跨越海峡友好往来的人流之中，带着友好的微笑踏上宝岛台湾，带着宝岛人民友好的微笑归来……

                                          莆田学院考察团全体成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合影

                    莆田学院考察团与台湾朝阳科技大学有关人士合影

                                            一年前的这个清晨……
                                                                              ——纪念李海英老师

    淅淅沥沥，连绵三天的霏霏阴雨，不是清明，胜似清明。
    也许，是因为去年这个清晨昏睡过头的老天又一次在痛惜失职；也许，是因为已经远在天国的海英老师又一次在失声哭泣。
    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清晨，同样是细雨霏霏，阴云满天。
    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清晨，突然听到那个惊天噩耗的情景。
    那天早上7点40分左右，我刚走进办公室，突然接到校党委黄副书记的电话，说学校今天早上“出了一件大事”——学校青年教工宿舍楼（富玛高楼）出了人命案，“有一人被杀”，公安局的同志正在现场勘察，在勘察结束之前，能否对校园网络用户的信息发布进行控制，以免有人乱发小道消息，“影响稳定”。经协调，决定将校园网出口暂时断开，何时恢复“等待领导通知”。
    布置好网络控制工作后，到金荣楼A幢巡查多媒体电教室的设备情况，顺便到电信系办公室找住在富玛高楼的黄白楠了解发生什么情况，谁知白楠竟然不在。回到办公室后不久，白楠打来电话，告诉我是住在四层的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李海英被人杀死在宿舍。
    怎么会是她……
    拿着电话话筒，头脑里突然感觉一片茫然……
    之后近两个小时内，不断接到校园各处打来询问网络问题的电话，一概以“外网故障正在抢修中”答复之。
    到了9点40分，公安局的现场勘察结束，凶手也已被“活擒”。黄副书记打来电话通知可以恢复网络连通。上网一查，才发现信息时代局部性的人为强行控制并不灵验。校园网虽然断开了，可是莆田市的小鱼网等却已有多人抢先发帖，自称知情者，回帖者甚众。一时间，诸多猜测版本纷纷出笼，从“盗杀”、“奸杀”到“学生杀老师”，众说纷纭，无奇不有……
    为了消除影响，学校于10点半紧急召开由部门领导参加的情况通报会。会上得知，李海英是被其弟媳（当晚也住在该宿舍）杀死的。杀人者在学校保卫处工作人员敲门时假称自己就是李海英，拒不开门，并在保卫处强行破门时“逃逸跳楼”，受伤被擒，“目前已送往医院救治”。校园网首页上也为此专门发布了一条通报性的新闻，以正视听，以释众疑：
   莆田学院新闻网讯　5月14日凌晨5:10许，我校管理学院教师李海英(女，25岁，秀屿区人)在校内教工宿舍死亡。经查，犯罪嫌疑人田丽红（女，1988年出生，秀屿区山亭乡山亭村村民，系死者弟媳）承认李海英系其所杀。具体案情在进一步调查中。
    走出会议室，整个校园都在纷纷议论中。
    一种深深的痛惜之情突然充溢在整个心间……
    中午时分，我特地来到富玛高楼前，在楼下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但不知道她生前住的是哪一间，此时楼下还停着好几辆警车。
    当天晚上的日记记下了当时的心情：
    海英老师走了……突然想到了那个高挑聪明的女孩，突然想到了这几个学期经常听她的课，突然想到了那似乎总是微笑的阳光面容……
    海英老师走了，似乎听到了她在天国中的哭泣……
    整个下午，脑海里时常跳出她那灿烂的微笑和礼貌的招呼……
    海英走了，为她那一缕受伤的香魂祈祷吧……
    都说“红颜薄命”，聪明可爱的“红颜”似乎更加“薄命”。
    ……

    之后多方面的信息让事件的面目渐渐清晰起来了。
    杀人者田丽红是被海英称为“阿嫂”的她的弟媳（莆田沿海民俗，兄弟的媳妇均称为“嫂”）。这个小个子的女人并非人们传说的是她家的童养媳，而是另一家的童养媳，那家比较有钱，儿子长大了，不要这个女孩，所以就把这个女孩嫁给海英的弟弟了。
    据知情者介绍，也许是因为对方相貌平平，性情不合，也许是因为这桩婚事是迫于家境贫困由父母包办，海英弟弟对田丽红一直不好，两人经常吵架。两人在一起生活生了一个男孩，可是一直未办结婚证。后来海英弟弟长年外出挣钱，跟一个外地女孩好了，可是海英家里不同意。前不久，她弟弟带着那个女孩回来，要跟这个女孩办结婚证，海英的母亲不同意，而且晚上不让她弟弟跟那个外地女孩睡。所以她弟弟那两天晚上就跟田丽红睡在一个床上，那个外地女孩睡在另一间。这两个晚上可能是事件发生的引爆点。因为连续两天田丽红都在不断要求去补办结婚证，被海英弟弟断然拒绝，两人发生了冲突，田丽红被打了。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眼看多年的婚姻完全没有希望，这个倔强而且不幸的小女人心里开始滋生一种可怕的报复心理。第二天晚上半夜时分，海英的弟弟醒来突然发现田丽红并没有睡，而是坐在那里，眼睛里露出某种凶光，还说什么“有颗定时要爆炸了”。她弟弟吓一跳，说你要干什么，田丽红当时不说话。她弟弟心里感到很害怕，所以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那个外地女孩走了。可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告诉家里人，是事后才说的，结果过了两天，就出事了。
    出事那天晚上，海英一个中学同学来莆田城区，两人一起逛街到晚上9点，之后那个中学好友连夜坐车回忠门镇。而田丽红是晚上9点多来学校，来了以后又出去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晚住在海英宿舍。事后得知，这一个多小时就是到学园路与梅园路相交的那个万家惠超市去买了刀。
    凶杀发生在凌晨。海英生前一位好友在当天早晨被警察叫进去辨认，她看到床上被子上都是血，海英躺在地板上，被杀了十多刀，脸上也被乱划了许多刀。
    据知情人说，海英家里就海英一个人对这个“弟媳”比较好，很同情她。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田丽红坐月子的时候，有好几个月就一直住在海英的宿舍里，平时进城也总是住在海英宿舍，所以海英的单人宿舍里一直放着两张床。海英还主动向人介绍这个比她小三岁的“阿嫂”，两人一起到食堂打饭或买菜在楼内小厨房里做菜，形如姐妹。校园里的不少人，包括餐厅的服务员，都认识海英这个小个子的“嫂子”。
    可是，凶手为了报复她的“老公”，竟将海英残忍地杀害了。可以想像，一个人如果不是精神崩溃到临近疯狂，是不会下此狠手的。

    见到海英的弟弟，则是去年的6月4日。那天上午我和招生就业处的同志以及几个学生到华林工业园复茂食品有限公司联系毕业生就业事宜，10点多钟乘车回到学校门口，突然看到几十辆警用摩托车从身边疾驶而入，转眼间又在校门内集合列队，气氛相当紧张，顿时吓了一跳。因为这一天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敏感日”，容不得任何“风吹草动”。下车进校门后看到门里门外有几十个男男女女的村民正在吵嚷，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伤心欲绝地号啕大哭，口里大叫“海英啊”，校门内满地是鞭炮的殘屑，一问才知道今天是海英去世的第21天，民间所谓“三七”之日。李家及亲朋好友聚集在校门口放鞭炮，并封住校门，索要巨额赔偿。他们说海英之死责任全在学校，要求赔偿80万元，另外还得给海英买一个公墓。理由很离奇，说是人在凌晨被杀的时候学校“没有及时报案”，如果及时报案，及时抢救，人就可能死不了。更离奇的一个理由是，海英弟弟与田丽红没有办过结婚证，所以那个杀人凶手“不是家里人”，所以学校“要负全部责任”。
    当时，海英的身体还冰冻在殡仪馆的停尸间里。海英的父母、弟弟和妹妹今天都来了。他们不思如何让海英入土为安，还在受人挑唆来学校闹事漫天要钱，而且如此胡搅蛮缠，使许多本来非常同情海英而且很想为她捐钱的老师感到心都寒了。
    在闹事的人群中，经人指点，我看到了海英那个还算帅气的弟弟。这个二十多天来受到几乎所有人严厉指责和声讨、似乎比陈世美可恨万倍的年轻人，此时一言不语地站在一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半垂着脑袋，似乎有点痴呆。有人说，他精神好像有问题了。
    旁边一个来自海英老家的村妇说的话，更令人感到心寒：海英的遗体是不能运回老家安葬的，因为她还没结婚。按当地的习俗，未婚女子死在外地，不能埋在家乡。因此，他们要求学校给海英买一块公墓墓地。
    不知道并未远去的海英香魂听到这样的话，会不会又一次失声痛哭……
    海英被杀害的那天中午，本来要去参加她人生的第一次约会。她最好的朋友郑秀芳老师告诉我，这个清秀聪明、身材高挑的优秀女孩，人生的25年，在情感方面仍然是一纸纯洁无暇的素笺，从来没谈过恋爱。她去世那天早上，我正好到图书馆办事，在图书馆办公室里查到海英生前借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关于如何谈恋爱和对待爱情的书——爱情这本人生之书，似乎刚要为她翻开。就在昨天，郑秀芳老师还给海英介绍一个在移动工作的男孩，约好第二天中午见面。而她竟在人生第一次爱情约会之前几个小时香消玉殒，而且死得这样悲惨，想想都使人忍不住要哭……

    海英老师是2002年莆田学院成立以后第一届入学的本科生。四年后，她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综合素质，从莆田学院会计学专业海外合作班毕业，被学校选送到英国Napier大学商学院会计和金融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一年后学成回国，在管理学院任教，承担管理学院会计学海外班的会计学原理和管理会计等课程的教学，其中会计学原理这门课程是全英文教学，管理会计课程则是双语教学。
    其实英国留学临近结束之时，她有机会留在英国继续深造。当时她的导师曾向学校提出让她留下来深造，可是她并未动心：她与母校签订了协议，由母校资助她出国攻读硕士学位，学成以后一定要归国服务母校。因为，刚刚升入本科的母校，太需要优秀的师资了。
    “如果不是母校海外班的四年全英文教学的熏陶，我也许不可能在短短一年内这么顺利地就完成在英国的硕士学业。”这是她在接受校报采访时说的话。
    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女孩。
    她从小生活在莆田沿海的贫困家庭里。她死后学校曾派人到她位于忠门的老家慰问，看到她家四周大都是豪华的高层洋楼，只有她家还是破旧的老屋。都说“深山出俊鸟”，海英是这个贫困家庭的骄傲，也是最大的财富。正因为如此，那个弟媳在报复“老公”未果的情况下，竟然决定将这个家庭最引为骄傲的人彻底毁灭，让这一家人永远后悔，真是狠毒之至。
    海英并不是我的学生。一直到她留学回校任教的一年多，我还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之后几个学期多次听过她的课，感觉在青年教师中，她无疑是最优秀者之一。在学生中，在同事中，她都有很好的口碑。
    记得案发后在校园里遇到几个餐厅的工作人员，说到李海英，都说她为人很热情，一个个眼圈都红了。
    这是她的好朋友、2002级计算机海外合作班的罗梅琴在QQ里描述的她：
    “她人很好。比较随和。”
    “跟她说话不用防备什么，所以我们就很聊得来啊。”
    “很好的姑娘，可惜了。学习很认真。做人很诚恳”
    当我告诉罗梅琴，“她每次见到我都很有礼貌地微笑着问好”，罗梅琴说：“她都这样。老远就会跟你打招呼的，而且是真诚的笑。”
    罗梅琴是我的学生，并不是她的同班同学。罗梅琴也是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一个学业优秀的学生，本科毕业后以高分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现在在南京中兴工作。前两年罗梅琴回母校来玩，就住在海英的宿舍里。她告诉我，当时她们两人“彻夜长谈”。她们能成为好朋友，我想也许是因为她们都来自贫困家庭，都天资聪颖，都已通过自己的努力踏实了人生的第一步，都有共同的人生观和奋发不止的进取心。

    纵观导致海英被害的相关诸人，真不知是应该痛恨还是叹息！
    “凶手”并不是《白雪公主》中皇后那种天生狠毒可怕的女人。学校里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挺和善”。这是一个似乎只会存在于影剧中的典型的“悲剧人物”：从小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长大后人家不要了，被转嫁给另一个贫困家庭，为夫家生下一个男孩，始终得不到“丈夫”的爱和合法的名份，有孕在身，突然发现“老公”竟然那么坚决要和另一个女人正式结婚，“千呼万唤唤不回”，在这种万念俱灰的绝望心态中，从小就一直郁结心间的阴影终于再也压抑不住了，于是开始了一场残忍而可怕的报复——报复的不仅是海英本人，更多的那个让她绝望的男人，让她不幸的家庭，让她一生无望的社会……
    杀害海英的时候，她的肚子还怀有那个男人的孩子！
    海英的弟弟，一个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在莆田学院里曾一时“众人皆曰可杀”。他因为家庭贫困，在父母的逼迫下与那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女孩勉强“结婚”生子，后来到外面闯世界，结识了心爱的女人，决心反抗并摆脱父母和贫困强加给他的那份“孽缘”，没想到遇到了父母的坚决阻拦，还有那个女人丧心病狂的拼死反对，导致自己的姐姐惨遭杀害……
    还有海英的父母，一对看起来很憨厚、很和善的莆田沿海农村夫妇，他们没有文化，只有双手，终日勤劳、含辛茹苦养育了儿女，他们组建的那个家庭，培养了海英，又毁灭了女儿……
    惊天惨案，到底谁之过？
    有人会说是“愚昧”……
    有人会说是“贫穷”……
    有人会说是“宿命”……
    其实，正如一句俗话所言——
    “说什么都是苍白的”……

    一年前的这个清晨，海英老师走了。
    今天，是海英老师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细雨下个不停，不知海英的家人是否会到海英墓前献花、烧纸……
    且以此文，聊作一瓣心香，一束白花，纪念李海英老师。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质来洁来还质去”，“一抔净土掩风流” 。
    海英老师，愿你在天国不再哭泣……

                                        （2011年5月14日）

补记：田丽红于今天（2011年11月11日）被执行死刑了。

                                  重游紫山随记
                                  2010年12月4日

    一年前的10月6日，老夫参加红旗水库知青场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曾和一批山友回到紫云山间的红旗水库知青场旧址，跟随飘游白云，踏访那段耕山岁月，追摄徜徉碧波，重拾那份青春激情。同行的还有华亭镇副镇长曾志聪、莆田学院林震博士夫妇以及11岁的女儿林晨蕙小朋友。
    时隔一年，2010年11月21日，老夫又一次返回红旗水库。这一次，是陪西班牙回国探亲的山友高伟国故地重游。伟国上次回国，是12年前。今天则是他30多年前离开知青场后第一次回山。同行的除了我，还有沈祖建、郑志勇、林文华和林世平四位山友。
    早上8点，我们在城区家乐福大商场门前集合。商场前的胜利路和离这里不远的旧体育场，是1974年7月1日早上我们告别家人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出发地。那一天，就是在这里，我们告别了金色的学生时代，登上红旗招展的敞蓬大卡车，高唱慷慨激昂的红卫兵战歌，在木兰溪畔的濑溪桥头下车，向紫云山间的红旗水库进发，成为新组建的华亭公社红旗水库知青场的第一批成员，也从此成了独特风骨的“紫云山人”。

                                 后角遇故人

    我们乘坐2路公共汽车沿福厦公路（324国道）西行，在莆田科技中学附近的一个昔日村道路口下车，然后沿村道直奔坐落在紫云山麓的后角村。
    30多年了，前方那高高的紫山，还是那样青翠如画，那样温馨如故，好像还在热情召唤着那支红旗引导的青春队伍。当年回城和挑货经常行走的田间土路，已经变成一条平坦的双车道水泥公路，一直延伸到山脚的村庄。道路两边看不到风吹绿动的稻田菜地和水草清澈的淙淙小溪了，一家又一家现代化企业的围墙和厂房，挡住了金秋的清风，也挡住了记忆的视野。只有路边那个后角小学，还保留着当年那座兼做后角大队部的教学楼和楼前那个小小的操场，还有那些依稀浮现的记忆——当年大汗淋漓的众山友，曾多次在教学楼二层山友洪丽娟那个木制楼板的家中（她父母是后角小学老师），一边歇息喝水，一边挥动草帽或竹编的尖斗笠扇风驱汗……
    重返紫山，仿佛也使人重返那个朝气蓬勃的青春时代——离别30多年后的高伟国竟然还像当年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沿着村道蹦蹦跳跳地一路奔跑起来，好像一位归心似箭、少小离家的游子，急切地奔向久别的家门。
    路旁偶逢的村民都略带惊异地看着这个童心大发的老头——好像金庸笔下那个近乎癫狂的“老顽童”，只有我们能感受到伟国心中那澎湃的心潮……
    在对往日时光和景物的一路朦胧追寻中，我们来到后角村前。
    后角村和红旗水库知青场有着一段特殊的情缘。1978年，随着部分山友招工招生、补员顶替离场和知青政策调整，紫云山上的知青场被撤销，剩余的山友被分散到后角大队插队。到1980年12月底最后一位山友被招工离开这里，山友们曾和这里的村民（当时叫“贫下中农”）有过长达三年的和谐相处。
    如果说，红旗水库是我们知青场的第一分场，龟山寺是我们的第二分场，那么，后角村实际上就是红旗水库知青场的“第三分场”。
    在村头的一个小卖部前，我们向一位穿着蓝底花布上衣、戴着白色浅花套袖、留着整齐刘海儿和马尾巴发型的中年村嫂问路。大嫂一边热情地为我们指路，一边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这几位依然十分精神的半老头儿，忽然，她盯着郑志勇，小声地嗫嚅道：“这人好面熟啊……”听到我们说曾经是这里的知青，她一下了坚定了心中的感觉，对志勇说：“你是……阿勇？”
    我们一下子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30年，早已天下大变，物是人非，志勇也下岗多年了，一直默默无闻，30年前离开村子后并未回来过，竟然还有人会认出已是满脸沧桑的“阿勇”！
    从外貌看，这个村嫂的年龄大概要比我们小10多岁，当年应该是生产队里的农家小女孩，红色年代儿歌里唱的那种“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的“公社小社员”。
    志勇立即和大嫂热情交谈起来。看着故人相逢那种感人的场面，我们也不由停下脚步。大嫂还执意要掏钱到小卖部给我们买矿泉水以便上山路上饮用，我们只好打开食品袋向她展示已经备好的铁罐“王老吉”，才劝谢了她的一片好意。
    这时，后面路上过来了两位头上戴着迷彩遮阳帽、肩上扛着竹扫把的女保洁员。看得出，她们都是村里的老大娘。其中一位穿着粉红上衣的大娘，也一下子认出志勇了。她喊了志勇的名字，志勇有点困窘地问她是谁，她微笑着说：“我是你所在三队的生产队长……”
    真是喜外加喜啊！
    看着眼前这位当年的女生产队长，看着那劳动的双手、朴素的衣着和亲切的眼睛，不由想起当年电影《李双双》中那个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泼辣正直的女生产队长……正是这些农村基层干部，还有村里的贫下中农，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给我们这些远离城镇的知识青年许多细微的关照——文华在路上回忆说，当年在后角插队时，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在来回挑糞，他们这些大小伙子却被照顾在田头记工。
    当今许多文艺作品把那个时代写得一团漆黑，把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干部写得要么就是恶棍，要么是愚民。其实在那个崇尚大公无私的年代，当一个生产队长，要身正影不斜，要带头苦干，要各种农活都拿得起，各种损公肥私的现象都敢于顶住，一般都是生产队里得到社员充分信任、热爱集体的青年男女，或者德高望重、正直能干的老农。
    我相信，这位大娘，当年一定是那种在生产队里顶着“半边天”的“李双双”。
    祖建连忙举起相机，在后角插过队的文华、志勇和世平，接过大娘手上的大扫把，和这几位当年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的乡亲一起合影留念。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当年公社派到知青场工作的带队干部林福连。文革前，福连是莆田五中初中生，只比我们大几岁，文革后回乡后当过好几年生产队长，1974年被公社派到知青场工作，是知青场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他虽然年轻，但精通农活，而且能根据天上的云彩准确预报天气。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劳动他总是重担抢先挑，以身作则带头苦干，是知青场最实干也最能干的青年带队干部。他长得眉清目秀，跟年轻时的郭凯敏颇有几分相像。现在只要想起他，他那充满阳光的音容笑貌似乎都还在眼前。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离开知青场后没几年，他突然因病去世了，再也不能跟我们一起挥汗一起欢笑奔跑在紫云山上了，也从此成为每次山友聚会时一个最大的缺憾……
    由于下午我有课，必须抓紧时间赶路，我们匆匆告别了乡亲。只有郑志勇还恋恋不舍地跟这些乡亲一路慢行，边走边聊。几个乡亲把志勇一直送到“先生墓”广场高高的台阶前，要他“常回家看看”，就像送别自己的家人……

                                  龙江先生墓

    后角村后的“先生墓”，是明嘉靖年间创儒、道、释“三教归一”学说的林兆恩陵墓。
    查了一下“百度知道”，上面介绍说：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门徒尊称为“三教先生”，“三一教”教主，福建莆田人。生于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年），年十八为诸生，此后参加省试，连续三次名落孙山。自30岁始弃名学道，出入儒道释三门，精研佛道旨义，创三教合一之说，从者甚众，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享年八十二岁。
    从网上资料看，林是个屡次省试不中的落魄才子，后来也只是个专心研究宋儒和当时王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的学者，死后却成为一方教主，一个民间口碑载道的神仙，以致于国内甚至北京和南京等大都市以及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供奉其神像的“三教祠”，无数信徒顶礼膜拜，数百年来香火鼎盛。
    网上资料还介绍说，林兆恩的先生墓在莆田县华亭镇后角村石门山，明隆庆五年（1571年）林兆恩55岁时营造，坐北朝南，石构，外观呈“风”字形，石雕龟背纹坟丘，墓碑上刻“明三教先生子谷子龙江林公墓”，前置石供桌。墓埕3层，埕前沿设半月池。墓东侧外30米建石门寝殿1座。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当时我们在红旗水库，并不知道这些史料。只是每次从后角挑货回场，经过这里，经常在这里歇脚，听村民们说这个挺有气派的大墓叫“先生墓”，墓里安葬的是被当时的社会视为“牛鬼蛇神”之辈的名叫林兆恩的明代古人。看得出，尽管是那个革命的年代，村民们对这里的墓地仍然是非常敬畏的。
    先生墓给我第一次最深印象的，是在1976年中期听闻的一件奇事。那时候，全国都在进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莆田县也在李庆霖为首的政治小丑控制下，一片乌烟瘴气，“粉碎四人帮”后一部风靡全国的纪录片《铁证如山》，曾真实地记叙过那个乱世莆田和乱世温州。而在华亭，则发生了“炸先生墓”的奇事——大概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赌博、迷信等一度消失的社会现象又开始盛行，公社民兵指挥部突发革命奇想，决定派人炸毁也开始成为迷信之源的这个龙江先生墓。之后，听说炸墓之时，民兵指挥部的人自己不去炸，而是强迫一个所谓“四类分子”去点包。此人在点火之前战战兢兢，小声地对着“先生”说：“先生明鉴，不是我要炸你，我是被人家逼来的……”。事件之奇，并不在炸墓，而在炸后。因为事后不久山下便传来消息说，尽管有过如此恳切的诉告，毕竟“恶”由他作，不久之后，这位老兄在爬楼梯时竟一下子失足摔下，把腿骨摔断了。由于有此奇闻，所以下山时，我们便特地在“先生墓”前认真看了看，果真墓的顶盖被炸开一道裂缝了，不过，整个墓地以及墓座并没有受到明显破坏，看来无论是民兵指挥部的人，还是那位点火的老兄，都有点在“虚应故事”，并不想真的得罪那位让人敬畏的神灵……
    如今的先生墓，旁边还有一个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石门祠”神殿，不知是否就是网上资料说的“石门寝殿”。由于急于赶路，我们只在先生墓前稍歇合影，志勇却坚持要到石门祠的后殿去看看有没有当年好友。进去好一会儿，还不见他出来，打电话才得知真的在里面遇到了当年的大队治保主任兼手扶拖拉机手“阿俊”，于是正在拍照留影的高伟国（当年的知青手扶拖拉机手）、林文华和林世平三位曾在后角插队的山友都急忙奔向后殿，我留在外面看东西。他们在里面逗留了好一会儿，还见到了好几位当年村里的妇女。想像得出那种久别重逢的场面一定非常感人啊！他们出来后说，乡亲们都在后殿忙着，因为今天中午这里要举行某个宗教活动，但大家都极为热情地邀请我们下山时务必再到村里来，一起吃午饭叙旧情。
    遗憾的是，为了怀旧，我们回来时走的是另一条当年经常行走的山路。
不过，乡亲们的这份真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

                                  重走旧时路

    我们沿先生墓左侧的一条村道开始上山。印象中，这里上去不远，应该就是当年进山的山路。2004年5月2日红旗水库知青场3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们曾经从这条山路重返紫云山；2009年10月6日35周年纪念活动时，也曾沿这条山路从红旗水库下山回城。可是没走多远，突然发现前方道路已被山坡上那高高堆叠的新鲜黄土完全掩埋了。一行人费力地沿着土坡爬上去一看，上面正在修路，对面的绿色山体上，两孔双向穿山隧道正在凿进中，葱茏的青山好像被刀斧不经意地削去了一块。一问，原来是正在修建的莆永高速公路。
    啊，高速公路修到紫云山下了……
    喧闹的工地和破相的山体，打破了30多年来一直长留心中的那一片宁静而完整的绿色梦境，一种应该高兴却又略带失落的感触，突然在心头复杂地纠结着……
    我们从公路边坡上一条陡峭的小道上行，只见山坡上到处杂草果树，一时找不到当年的山路。坡上一对村民夫妇正在干活，问他们到西冲（红旗水库所在地）怎么走，他们吃惊地说：“上西冲……没有路可走啊……”听到我们说去年还从这条山路下来过，他们半信半疑地说，沿坡的左侧那条草径走，“好像有一条山道”。
    果然没走多远，我们就找到了当年那条熟悉的紫山山道。30多年前，经常有一个个顶着烈日山雨、穿着背心短裤的年轻身影，在这崎岖的十里山路上挑着重担、汗湿胸背地顽强上行。日复一日的山间艰苦劳动使许多山友有了一副健壮的体魄，个个成为登山高手——空手回山，可以像小鹿一样轻快地在山道上一路奔跑；挑担下山，可以像蹬着风火轮的小哪吒一样飞步而行……
    十里山道几乎全都掩映在树木遮蔽之中，一路上没有任何村落和民居，风景似乎都“大同小异”。不过途中有两个地方对山友们来说，堪称“标志性景物”。
    一处是离山脚不远的一座路边无名小庙。它是这条山路上唯一的建筑物，下山时走到这里，就知道快到山下了——不过通常我们是过庙门而不入，只有一次途中偶遇暴雨，才在庙里避过雨。
    另一处是西冲高坡下的一块大石头，从这里上山，有一段很长也很陡的坡路，是整个行程中最累人的一段，上了高坡，就是红旗水库知青场的宿舍区了。挑担上山时，我们经常坐在这块巨石上“养精蓄锐”，眺望秀丽的紫山和水库的大坝，等身上的汗水稍干，便“马不停蹄”地冲刺上去。
    路边那个无名小庙，仍然还孤零零地矗立在路边。如今小庙改名“凤麟宫”，里面供奉了几尊金身神像。庙外的两边白墙上，还画了两个威风凛凛的牵马神将。两个李姓“第子”分别于1987年（丁卯）年秋在旁边留了各自的“喜题”：一曰“奔马”，一曰“一日千里”。
    30年才回山的高伟国有点激动在庙里庙外走来走去，似乎寻找在旧时印象。其实当时这个庙里空无一物，而且由于是“迷信场所”，如果不是避雨，通常我们不会进庙。我想，他其实是在追寻青春的印痕……
    小庙虽然平常，但却是一位我们30年情谊不变的老朋友。
    我们在小庙前合影留念，然后继续赶路上行。
    老天似乎也为我们今天的紫山之行而欢心笑顔，多云的天空，轻淡的山风，五位“老夫”边聊边笑，重走在如画秋山中，一点也不觉得劳累。
    越往上走，山路被后人侵扰的痕迹越少，原生态的记忆跟眼前的景物有了更多的重叠……后来听说，现在这条山路除了少数几个上山放牛的，以及电力公司线路维修工，几乎没有人走了。难怪村里的人都说此路不通。
    似乎时光还凝固在许多年前——那路旁茂盛的凤尾草、挺拔的马尾松、沁人心脾的山花，黄澄澄的野果，甚至那一个浅浅的水洼，仿佛都在催熟已经生涩的记忆。林间的小黄莺还像当年那样，在这个枝头、那个叶间调皮地蹦跳和歌唱，突然想起当年在山路上歪戴着软沿草帽，和山友们一边行走，一边笑诵刚刚手抄不久的欧阳修诗句：“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
     “似乎熟悉却又似乎陌生的青山碧树，似乎相似却又似乎不同的蓝天白云”；“青山不老草木有情，山间石径上，一定还长留当年那些生龙活虎的身影”。
    这是1994年制作的活动视频《重返紫云山》中自己撰写的两句解说词。
    一路笑语间，我们终于来到那块上山必停的大石头处。
    也许山路曾经修整，大石头靠路边的一侧似乎被凿削过，有点“面目全非”了，石缝里也已经长出了野草。不过，当年知青场里人称“电脑”的祖建，还是一眼就认出它了。我则是半信半疑地爬上了石背，才最后确认——真的就是它啊……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路边那个无名小庙如今有了个“凤麟宫”的雅称，可是这块无名巨石至今还没有名字。黄山上有一棵凌空飞展的“迎客松”在笑迎四方宾客，紫山上则有这么一块巨石，它静静地站在路边，不管风吹雨打，不管世事沧桑，为所有进山者笑开紫山的山门。
    于是，我想它也应该有个最热情和最温馨的名字——迎宾石。
    世间相别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似乎总是会自然地返回曾经共度的友谊时光，似乎总是会突然忘记年龄、身份和禁忌。我们五个人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祖建和伟国甚至已经是德高望重、孙辈绕膝的“老爷子一族”了，可是此时个个却都像快活小猴子，在大石头上高兴地爬上蹦下。
    我们还像当年那样，并排佇立在“迎宾石”上，默默地举目四望。
    脚下，是深深的山谷和山脚下的农庄田舍；眼前，是满山遍野的马尾松组成的起伏林涛，还有那红旗水库碧草铺盖的绿色大坝，还有那巍然挺立的紫云山主峰……
    一切，似乎都没有变……

          郑志勇巧遇当年插队的后角大队第三生产队女队长

                             山友和乡亲

               林兆恩先生墓前,当年山友们经常在此歇息

                   当年的无名小庙，今天的凤麟宫

                                            知青场旧址

    告别了“迎宾石”，走过一段弯弯的平坦山路，迎面是昔日那个高高的向阳草坡——其实是一大片空阔的山脊坡地。当年这里风急坡险，没有其他地方那样高密的树林，只有齐膝的绿草铺满山坡，一条数百米长的陡峭山路像飘荡的天梯一样延伸而上。挑担上山走到这里，每个人的步履都变得十分沉重，奋力前进的大口粗喘，压住了耳边呼啸的山风，经常感觉就像在翻越电影《南征北战》中那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岭……
    现在坡上开始长满了相思树和其他各种草木，那“逼仄小径”竟像是从满坡茂盛草木中硬挤出来似的。不过，登上高坡，就是我们知青场的场部内院了——一种油然而生的“回家了”的感觉，促使我们奋力上行，一口气爬上了那个步履艰难的高坡。
    10点钟左右，我们终于来到了紫云山间的红旗水库知青场旧址。
    举目回望，场部内院东面和南面原先非常开阔的的山坡，现在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似不经意，却遮挡了山下的许多景物。当年，这四周没有这么多的树木，步换景移，处处是绝佳的观景台——巍峨的壶公山就在南面与这边的紫山遥相对峙，碧蓝如带的木兰溪在山下蜿蜒东去，浇灌着两岸金碧交映、平畴万亩的南北洋水乡平原，远方那烟波浩淼的兴化湾尽收眼底，晚上站在这里，可以望得见荔城的万家灯火……
    “秀水绕门蓝作带，远山当户翠为屏”，这是1974年7月初第一次给远在福清插队的好友苏辚写信时引用的两句古对联。
    突然想起当年第一天上山，也是站在这高高的山坡上，眺望着东海之滨那美丽而古老的小城和眼前的无限风光，酷爱物理学和电子学的好友郭永荔说了这样一句充满自豪的话：“现在，我们都成了高势能的人……”
    如今，苏辚和永荔都远在异国，友谊似乎也随青春淡失在茫茫时空中了……
    我们来到那座钢筋水泥和青石建造的知青宿舍楼前。
    无语，只有山风似乎还在低声絮语，诉说着那一份惘然的心情……
    在那座“半途而废”的知青宿舍楼前，在墙上那块“志在紫山绘宏图”的绿豆青石碑前，我们排成一列合影留念。
    这个宿舍楼是用我们上山下乡时国家下拨的安置费修建的。按规划准备盖两层，成为全县“最漂亮的知青宿舍楼”。为此我们全场知青到紫山上挑来成百上千块青石，从山下挑上来成吨的水泥和河沙，许多人的肩膀都压出血丝来，极其艰苦地奋斗了半年，于1975年1月15日灌制好一层水泥楼板后，就因资金（安置费）耗尽停建。春节过后，公社将龟山寺大约一半的寺产（田舍等）划拨给知青场，于是场部和大部分山友迁移到了十里外的龟山寺，这里只留下我和十五位山友，还有公社派来的两位老农——阿炳和阿扬, 组成水库分场……
    30多年过去了，今天，只有这座“知青楼”是我们青春岁月最好的例证，是我们用汗水和激情浇灌后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实物。
    在知青楼前一棵高大的相思树前照了像，转过一道后来修建的路边院墙，就来到当年的土球场和男生宿舍——一排土墙泥地的平房。
    当年生龙活虎的球场，是上山后不久山友们平整出来的，如今已经长着许多蒿草，一片冷清，一只山鸡突然从球场上的草丛中惊飞而出；而当年热气腾腾的男生宿舍，如今木制的门窗早已不见，据说前些年曾经被人用来作养牛场的牛棚，如今空寂无人，泥质的山墙局部已经崩塌。
    伟国和志勇颇为动情地来到当年的宿舍门前，照相留念。
    男生宿舍最东边的那间，是我当年入住的“一号宿舍”。当时，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永荔，文富，国兴，仲山，建荣，健华和振雄等七位山友。恢复高考后，我们中有六个人考上了大学，健华和振雄则在知青场第一批招工时，就被安排到当年的省属大企业仙游糖厂，成为那个时代最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站在这里，处处都在引发旧时的回忆，一切似乎都还在眼前——
    仲山因为爱喝开水，被我命名为“热水瓶”，美名流传至今……
    小小的房间里当时是一排八人木板大通铺，每个人都有一盏自己的煤油灯挂在床头墙上，我的油灯是那种上部细直、下部球形的“压光灯”，非常明亮……
    我们的“一号宿舍”曾被众女生笑称为“孔子室”，因为读书是室友们共同的爱好，尽管每天的劳动都非常辛苦，但临睡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是我们不变的读书时间——八盏明亮的油灯在轻轻跳动着，八个人并排挤靠在大通铺上，人手一卷，漫游那知识的海洋……
    1974年8月2日永荔在写给苏辚的信中，用诗一般明快的语句真实记载了我们的“一号宿舍”——

    我们宿舍是全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那里有高声的争论，有开心的欢笑，有“扑克阵”，有“象棋战”，在明月当空、凉风习习的夏夜，那里经常飘出阵阵响亮的歌声，这歌声和着口琴奏出的悦耳明快的旋律，在寂静的山谷中荡漾、回旋，久久不散……在尽情的嬉闹中，疲劳被驱散了，于是我们以更饱满的精力来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在繁忙的劳动中，我们也没有忘记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其他房间的人们都说我们这里“书最多”的原因。绵献爱看小说，书一弄到手，他可以不午睡，一气看下去。他也搜集古诗。健华兴趣的是政论，他的书多是有关这方面的，这次场里举办批林批孔理论学习班，他也参加了主讲儒法斗争史的工作。阿富这个多面手（理发师、木工、钳工、工地上的土车“司机”等等）对于他的“超外差”兴味仍很浓，仲山最近又开始自修英语，他的笔记本上记了不少的英语单词。我最近倾心于《晶体管脉冲技术》，为了便于学习，我把给（向）人家借来的这本二百多页的书，近十分之八手抄了下来。不用说，付出了不少休息时间作为代价。

    早上，灿烂的朝阳照在门前的土球场上，一开房门，清新的山风马上调皮地闯了进来，好像在催唤还在床上的山友早起锻炼……
    端着脸盆，来到操场旁的水渠前洗脸，然后举目四望，只见西面是葱茏秀丽的紫山主峰和一帘银亮的西冲飞瀑，南面是雄峙南天的壶公山和蜿蜒东去的木兰溪，东面是辽阔的南北洋水乡，心胸突然变得那么开阔……
    收工后，彩霞满天，土球场上你争我夺的篮球赛，水渠旁洗衣女生们欢快的嬉闹……
    晚饭后成群结队来到水库大坝，任晚风吹动林涛，任月光映照波影，妄评天下大事，笑说人间奇闻……
    还记得1975年五一节那几个夜晚。大家都放假回家了，只有我带着叶国鸿和另一位山友（好像是林宗渠）留在这里守场。当时据说附近时有偷杉木的“山贼”出没，场部内院里正好存放有一批未用的杉木，为此夜间我们三个人轮流值班守卫。作为中队长，我把自己排在下半夜值班。繁星满天，山虫唧唧，夜风窸窣，手持七九步枪，三颗金闪闪的尖头子弹压在膛里，两条知青养的狗伴随着我在院墙外面来回巡逻，前头是那条愣头愣脑的“猛虎”，身边是那条聪明谨慎的“黑嘴”，警惕地听着四周的动静，山鸟的飞起，落叶的掉地，都会引起不由自主的神经警觉……
    那时候，自己才20岁……
    不知今天是什么喜日子，令人惊喜的事情竟然接踵而来。在土球场上大家合影之后，准备进入那个当年的场部内院，意外发现院门竟被人用几把铜锁连环锁住，其中有一把还是新锁。用力拽了几下，怎么也拽不开。正在懊丧想离开时，想到伟国30多年才回山一次，故地重游竟留下这样的遗憾，真不甘心啊。我突然想到自己随身带的那两大串钥匙，何不拿出来试试？于是和祖建开始那种不抱希望的尝试。没想到才试到第二把，只见轻轻一转，哈哈——竟然打开了，简直跟原配的一样！
    网上资料介绍说，“相同型号两把锁一把钥匙都能开”的概率是万分之二，厂家甚至为此打出了“打开赔偿一百万”的宣传。
    真不知道今天这样的巧合用数学来分析，概率有多大？
    难道是老天为俺偷配的钥匙？？
    几天后祖建的女儿沈昕在QQ上谈起这件事，也连声惊叹说：“太神奇了，这就等着你来”，“是老天专为你准备的”。
    也许，应该套用一句老话——“老天不负有心人” ……
    进了场部内院，当年开会的那个会议厅（其实是一个小庵堂），当年曾经筑有食堂大灶的墙角，当年存放劳动工具的保管室，当年女生们居住的“闺房”，……又引发大家许多的回忆和感慨……
    在我们亲自浇制的知青宿舍楼一层水泥楼板上，我们又一次以紫山为背景合影留念。
    红旗飘过，时光流过，今天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已荒废。
    但是正如常言说的——青春易逝，青山不老。
    不老的紫山一定没有忘记曾经年轻的我们……

                                     水库大坝上

    离开了场部旧址，我们沿着球场旁边那条土车路上坡，前往红旗水库大坝。
    山角转弯处，就是青石铺砌的宽大溢洪道。溢洪道的入口，像一扇神奇的天门——紫山和水库，那秀美的山光水色，又像画境一般，随着我们激动的脚步和兴奋的欢呼，在眼前缓缓展开了……
    啊，今天的红旗水库，水面特别宽阔，水位线也特别高，离溢洪道的底面只有十多厘米——记忆中的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过这样高的水位。满湖丰盈的秋水，清澄得如同那秋天透明纯净的碧空，微微的秋风吹动着水面，潋滟水波倒映着静静的秋山，绿色的山体显得更加巍峨，也更加俏丽。
    今天的紫山，似乎特别盛情：她端起了最大号的玉杯，斟满了最醇厚的美酒，迎接归来的游子；今天的紫山，似乎特别深情：那满满的一库碧水，就像紫山向我们敞开的宽大胸怀……
    所有的人都不由心头微微一热……
    根据资料，这座始建于1971年11月的红旗水库，海拔高程725米，设计总库容90.45万立方米，大坝高度29.5米，属于“小（二）型水库”。当时的莆田县革委会为水库建设拨款9万元，来自华亭公社各个大队的5000多名劳动大军，自带工具和粮食，用两年多的时间，在巍巍紫山之上，建成了这座集灌溉、发电、防洪、渔业、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红旗水库是那个时代华亭人民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一个见证。我们来到这里时，水库才竣工半年。我们的知青宿舍和场部，就是当年修建水库时的民工宿舍和建设指挥部。今天，红旗水库已不再承担其他水利功能了，成为华亭镇一级保护的饮用水水源地。
    伟国突然丢开我们，沿溢洪道一路小跑，蹲坐在临水斜坡上，急切地捧起一掬清冽的山水放在嘴边，眼睛里充满了久别重归的激动，也闪动着万千感慨。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山的他，有这样充满激情的举动并不奇怪……
    去年刚刚回来过的祖建，也拿出一包白色的毛巾，轻轻地拨动着那微微的细波，像当年收工归来那样，蹲下身去默默地用水洗脸。其实，今天天气很凉快，上山来都没有出什么汗，他一定是在细细回味当年那段青春如火的岁月……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一幅幅遥远的晨耕图仿佛又叠印在碧水倒影之上——
    出工的哨声响了，我们排成长长的队列，沿着库边的小路笑语而行，或到水库后面的观音山开荒整地，或到水库对面的山坡上栽种菠萝，或到几里外的紫云山间伐木砍柴。无论是背心短裤的男生，还是短袖长裤的女生，头上都戴着遮阳的草帽斗笠，肩上都围着厚实的棉布肩垫，身上都挎着灌满开水的军用水壶……
    我们在水边合影，然后走上了“L”形的水库大坝。
    站在大坝上，昔日经常白云缭绕的紫云山主峰，此时摘去了所有的面纱，清清爽爽地站在眼前了，向我们默默地行着注目礼。
    大坝是红旗水库的最佳观景台。站在大坝上，紫山，水库，场址，还有山下的壶山兰水，一览无余。
    这里曾经是晚饭后山友们三五成群散步嬉闹的地方：山虫在四野嘹亮地唧叫，松涛在满山舒缓地摇撼，满湖碧水在轻轻拍打着那长长的大坝，满天星光在悄悄编织着那幽幽的夜空，坝上坝下，到处都是歌声、笑声、笛声、口琴声……
    那难忘的山乡之夜，似乎就在昨天……
    这里也是红旗水库最强劲的风口。
    记得那一次台风来临，我和几个山友挑着担子经过这里前往龟山，天上乌云密布，大坝上风狂雨急，水库里黑浪翻滚，整个山景也变得阴暗吓人，好像落入了《西游记》中某个可怕的妖洞。雨水虽然不大，但侵入湿重的蓑衣，身上全湿透了，强劲的侧山风吹得人根本不能直立前进，否则就会被吹翻甚至可能滚落到坝下，只能把整个身子向风的方向斜“倒”，靠身体和担子的“重力”帮助来“克服”风力。尽管如此，不知是谁突然大声唱起《长征组歌》中那首《过雪山草地》。在“风雨侵衣骨更硬”、“红军都是钢铁汉”的歌声中，我们互相招呼互相鼓励，顶风冒雨艰难地走过那百米大坝……
    文华和伟国翻身跃上了当年修建水库大坝时留下的那个大石滚，一个勾手探掌“白蛇吐信”，一个冲拳顶膝“金鸡独立”，并肩表演起武术来。石滚下面，志勇也情不自禁摆开了架式，左掌遮护右拳，在胸前摆成表示谦让的圆形，侧身虚步，眼视前方：这是莆田南拳套路标准的起式——“请拳”。不过，祖建让俺师弟“八戒”（世平）也露一手以便照相，却被他拒绝了。呵呵，毕竟经过“西天取经”，不再是昔日那个争勇斗狠的“天篷元帅”了……
    那个年代曾经有首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紫云山其实也是个大学校。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山友们在工余除了看书学习，聊天唱歌，不少人也在学习武术。特别是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莆田城乡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政权失控，治安也很差，学武防身之风开始蔓延。好多山友都在习武，经常看到两人见面就开始“站马”、“拨基”，进行基本功的切磋较量。连远在福清插队的好友、一向文质彬彬的地道书生苏辚也告诉我，他正在拜某个本地的太极高手（是个“四类分子”）为师学习太极推手和“扁担拳”。和我住在同一宿舍的陈文景是个沉默寡言而且似乎十分木讷的小个子，他也是个“武痴”，还经常手抄《武松打虎棍》、《少林烧火棍》、《捕俘拳》、《擒敌拳》，《匕首拳》之类拳谱，除此之外，还学了一些养生功夫。他教授给我的“床上八段锦”和“床下六段功”，动作简单易学，但在消除疲劳、促进身心循环方面的确有奇效，至今还记得有“鸣天鼓”、“旋眼睛”、“叩齿鼓潄”、“搓涌泉穴”等动作。可惜，离开紫山参加工作后不久，他便因车祸过早去世了。
    而知青场中，自幼练习家传武功的林文华，自然成为诸多山友的教头。他曾在一次下山时，仅用一招声东击西的“佛手”，就将对方一个蛮不讲理的习武恶徒打得掩目捂鼻站不起身，一时名震四方。记得当时他教的基本套路是“三十六手”和“十八罗汉拳”。曾经看过林国兴等山友的表演：“双峰贯耳”下惊上取双拳重锤人之太阳穴，“白蛇吐信”闪电出击双指直戳人之眼睛或咽喉，“过桥铺路”闪身上步可以轻松地让一个彪形大汉“四脚朝天”，“老鹰兜小鸡”更是借力化劲可以顺势将一个凶悍之徒摔出丈外……。不看不知道，看了才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巧妙地攻击别人。
    这平坦的水库大坝，曾是文华和部分山友晚间练拳习武的地方。
    站在大坝上，突然想起当年在水库畅游的情景。刚上山时，为了怕出危险，场领导严禁知青下水游泳。每天收工后，大家只能“望洋兴叹”。1975年初，知青场的大队人马和场领导都搬迁到十里外的龟山寺，我带着本中队诸山友留守红旗水库，带队干部阿炳是个极软性子的老好人，遇到一位淘气胆大而且酷爱游泳的“猴头”当中队长，禁止游泳自然成为空话啦。记得我们是1975年4月21日第一次下水库游泳，从此只要没下雨，几乎每天都到水库中去畅游，有时一天还游上两三次。那宽广的水面波涛舒卷，白云青山映照水中，就像游在画境中一样，真是惬意极了。我们还曾经上山砍了好几棵大马尾松制作木排，准备今后天天撑着木排去“撒网打鱼”，费了好多功夫，把木排放在水里，发现木排竟然浮不起来，人一站上去就沉下去——原来马尾松里树脂太多，使这只木排与水的比重几乎相等。
    突然又想起那次真正搞笑的“光头事件”。那是1975年4月15日，我率全队“孩儿”到水库后面的观音山开荒，天气炎热，个个头发都出汗了，林志民笑着说干脆咱们都剃成光头吧，我笑着说，你先剃，我跟着剃，其他男生也一个个响应。下午收工回来，正躺在床上看书，志民突然手持剃发工具跑进来大声说“我剃好啦”，一看，真的光溜溜的，“一丝不挂”！无奈之下，我只好笑着让他把自己也剃光，然后两人冲出宿舍，抓住每一个男生，“软硬兼施”，按在条凳上嚓嚓嚓地剃光，在一阵阵惊叫和笑声中，连带队干部阿炳也被我们剃光了，翠英等女生在一旁笑得腰都直不起来。只有爱美的“热水瓶”黄仲山耍赖拒不剃头，坚持要“带发修行”（后来好像补剃了个短发茬的“准光头”）。于是每天出工经过水库，便有十颗崭新锃亮的光头和紫山一起“相映成趣”，倒映在这碧水之中。记得半个月后率队到龟山总场参加五一节聚餐，我们十个人戴着草帽鱼贯进入会场大厅，场下一片惊异，一声令下，又一齐脱帽，同时露出十颗快乐的光头，全场顿时大笑。据说此“事件”还惊动了县知青办，以为是众山友“对现实不满”，经查原来只是一次大玩笑。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接下去两个月，大家都不好意思回城休假了，直到头上长出新发……
    突然又想起知青场的诗人叶国鸿。酷爱写自由诗的他刚上山不久，就创作了一首数百行的长诗，诗中“塑造”一个知青英雄人物，在水库遇险时奋不顾身跳下去堵口抢险保住大坝。记得诗中形容水库遇险时，称“水库被冲开一个雨伞大的巨洞”，可诗人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巨洞”英雄跳下去岂能堵住？一时传为笑谈，他也莫名其妙由此得了个外号叫“公鸡”。其实他诗写得不错。古语道“智者好水”，他却偏是个“旱鸭子”。为了教他游泳，我真是伤透了脑筋，每次用绳子拴着他的腰，让他放心在水里比划。其他几个“旱鸭子”很快就学会了，可以在近水游来游去了，他却一直浮不起来，只会趴在水边手脚乱扑腾，而且始终离不开那条腰绳。呵呵，看来强迫“公鸡”下水，实在是一个“低级错误”……

                                  问苍茫大地

    就要离去了，站在大坝上，伟国望着对面已经荒芜的山坡，突然问了一句：“当年我们栽种的那一万多棵菠萝和蓖麻都到哪里去了？”
    除了这一万多棵菠萝和蓖麻，还有那水中一万多尾鱼苗……
    还有那观音山下挥汗开出的层层梯田……
    还有那修建一半的知青宿舍楼……
    还有那曾经带给我们太多向往的知青场总体规划……
    还有我们的青春和激情……
    毛主席让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意义何在？
    去年重返红旗水库时，同行的林震博士也问过：“你们在上面呆几年干嘛？”
    “改天换地”？得不偿失，甚至可以说是“劳民伤财”。
    “接受教育”？名不副实，甚至可以说是“浪费青春”。
    社会跟课堂最大的不同，就是许多问题因人而异，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
    而用今天的思想观念去解释当年，注定只能“缘木求鱼”，曲解历史。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曾经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最喜欢引用的词句。
    想起当年红卫兵宣传队在街头演出时，那慷慨激昂的朗诵言犹在耳：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青年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中写下的豪言壮语，曾经激励无数红色青年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那个时代，人生的标杆之一，是长征中的红军。
    当年，我们在紫山上经常唱的一首歌就是《过雪山草地》——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那个时候，在我们年轻的心中，“英雄的祖国屹立在东方，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革命先辈用头颅和鲜血创立了红色江山，我们要用青春和热汗来建设好红色江山。
    这就是“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所以，农村的生活，山间的劳动，的确很艰苦，可是再艰苦，也苦不过“风雨侵衣”、“野菜充饥”的万里长征啊……
    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理想追求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上。“官兵一致同甘苦”，是老红军的传统，也是我们那一代人所自觉继承的革命传统。不管场领导、知青干部，还是普通山友，都是自己淘米的饭盒蒸饭，吃的是同一锅菜，而且是同样的分量。公社领导、知青办领导到场，要么不吃饭，要吃也是跟大家一样，还要交粮票和伙食费。
    当年上山下乡的一个主要宣传口号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句话今天看来显然可笑。不过，尽管每个人观念不同，有的是激情澎湃，有的是大潮裹挟，有的是随波逐流，更多的是下乡镀金，但上山下乡运动，让成千上万生活在城镇的年轻人从此深入接触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同时，也给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出来的落后农村带来强劲的新鲜活力。
    当然，还可以说，从此磨炼了人生的意志，从此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
    从这些意义来说，那一段“紫云山人”的经历，就是人生流程中的一道“热处理”工序。不同材质的钢，经历这道工序后，有的成为优质钢，有的成为普通钢，有的甚至成为废钢。
    山明水秀，并没有修炼出一批吸风饮露的仙人，而是锻炼出一批能吃苦耐劳、能勤奋敬业、能艰苦奋斗的新人。
    也有一些人，因此而沦落……
    正如歌中所唱的——“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时光留不住的，都过去了，唯有青山长在，碧水长流。
    时近中午，因为下午要赶回学校上课，我们从大坝另一侧的山路下山，经濑溪回城。中午，大家在城区高楼的小尾羊欢乐牧场自助火锅店边用餐边畅谈——没有随时光逝去的，还有那一份风雨同行的山友之情。
    下山回来后，意犹未尽，不由在QQ空间中写下这样一段空间心情：
    “今天又一次偕远方归来的山友重返红旗水库，那清盈碧水和葱茏青山，缺失了飘动着青春和激情的红旗，似乎一切都沉寂了。谁再来唤醒这位养在深闺的睡美人呢……”
    谁来告诉我……

                           （写完于2011年1月3日凌晨）

                             知青宿舍楼前合影

                               广西归来，突然沉重的心情

                                     2010-7-22 

    7月18日至22日，参加校统战部组织的广西考察活动。为了制作活动视频，晚上即开始上网搜索有关资料。由于此次广西之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靖西县那个位于中越边境的极其宏伟壮观的德天大瀑布，所以便先从靖西开始搜集资料。意想不到，查到了一些与当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有关的资料，心情一下子变得好沉重啊，因为仅在靖西县的革命烈士公墓里，就留有1000多位人民解放军年轻士兵的忠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入伍不到一年、年龄在19至22岁之间的新兵，最小的才17岁，其中有福建籍烈士40名，其中的三位莆田藉烈士都是1978年3月入伍的新战士，牺牲时都才20岁，也都荣立了三等功，三个人中，有两人是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1979年2月17日）就牺牲了……
    非常遗憾，此行之前和此行之间，竟然没有人告诉我们这里也曾有过比德天大瀑布更加惊心动魄的“血染的风采”；非常遗憾，没能到那些如今铸剑为犁的战场和那个开始沉寂的陵园去凭吊那上千的英灵，还有那三位以前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的莆田藉新兵…… 
    在百度百科上，对这场战争的解释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从有关资料和这次出行时广西导游的解说中可以大体知道，这场发生在所谓“同志加兄弟”之间而且实力并不对称的战争，是以中越双方均付出惨重的人员伤亡为代价而结束的。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中方牺牲的是成千上万年轻的士兵，而越方死去的，更多的竟是拿起武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不多写了。现把有关资料中的一部分粘贴如下，愿同行者和阅读的好友们今后如果有到靖西，一定要到烈士公墓为共和国的烈士们点上一根烟、敬上一杯酒、烧上一柱香吧！

                              靖西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碑文

                                     “阿古”种菜了
                                        2010-3-21

    QQ空间中，荒废大半年的“阿古”菜地又开始长出了红红绿绿的可爱作物：紫色的葡萄、嫣红的草莓、翠绿的西瓜、娇羞欲语的红玫瑰、婀娜秀姿的蝴蝶兰……“阿古”又种菜了！
    去年这个学期，正是“阿古”和她的四个同班同学由老夫指导进行毕业设计的时候。教育实习回来后，她就在我办公室旁边的机房边实习边写毕业论文，每天不时在QQ空间里种菜、偷菜，被老夫多次“当场擒获”并正告N次，但仍“痴心不改”，是个乐此不疲的网上菜农啊。可是自从毕业之后，她的菜地就再也没有种过任何作物了，几次让她种菜，她都婉转而坚决地拒绝了……
    而从本周星期二开始，“阿古”又开始种菜了。
   “阿古”种菜，折射出的不仅仅是那个虚拟空间里的故事……

                                  精灵古怪的“阿古”

    “阿古”的家在仙游县榜头镇象塘村，清盈盈的木兰溪流过村边的大桥，养育了这个秀丽清爽、聪明灵巧的“水做的女儿”（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名言）。
    “阿古”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点儿“精灵古怪”。
    有一个很淑女的名字——陈萍，跟我上大学时班里那位来自湖北宜昌的团支部书记同姓同名。
    有一个很古怪的昵称——“阿古”，乍一听感觉有点沧桑或老成，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男生。
    有一个很离奇的职务——体育委员，她有舞蹈演员一般婷婷玉立的苗条身材，说是文艺委员倒不会让人奇怪，就是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体育细胞”，其最好的体育运动成绩，仅仅是“系运动会女子三级跳远第二名”。
    有一个“欲说还羞”的偶像——古天乐，她的QQ昵称“阿古”由此而来。
    网上说古天乐“水银灯下，麦克风前，轻歌曼舞，浪漫抒情，在小舞蹈台上穿着奇装异服，潇洒地走来走去，牵扯着台下许多女士艳羡、惊叹的目光。”不知她是否也在那些暗自艳羡的众多小女生之列。但她多次声称自己取名“阿古”，只是因为皮肤和古天乐“一样黑”，并不承认是个古天乐的“粉丝”。
    此言曾让老夫信以为真。后来上百度查了一下古天乐的资料，发现这位小古哥其实是个粉妆玉琢、皮肤白嫩的“奶油小生”——资料上说，他的座右铭是“随遇而安”，而“个人嗜好”则是“用各种方法把自己的皮肤搞黑（晒太阳或太阳灯）”，还说他“肌肉白嫩而结实”。
    而稍微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位自称“黑妹”的“阿古”其实皮肤并不黑啊……
    可见，与其说是因“黑”得名，不如说是“欲说还羞”更贴切啊。
    呵呵，如果说她有什么地方跟古天乐一样，似乎只是都酷爱黑肤色——本来不黑却刻意弄黑，或故意说“黑”。

                                  天性快乐的“阿古”

    其实老夫跟“阿古”平日接触极少，主要是通过QQ交往。2007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第一次上她们班的课，第二天晚上她就在QQ上自报家门了。如此算来，在计应053班的学生中，与她“认识”的时间最长。
    虚拟世界中的“阿古”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那童心未泯、快乐调皮的天性。
    第一次QQ中聊天，她先问我计算机专业中“女生是不是比男生弱一筹”，聊着聊着，突然话锋一转：“明天会不会提问？”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我提醒她说：“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上课不要睡觉啊！”她的回答竟是：“明天你不提问我，我马上就睡！” 呵呵，原来她是“别有用心”啊，真叫人有点“哭笑不得”。
    有一次，我宣布下次课将要进行课堂小测。于是，在第二次课的前一天，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她突然在QQ上呼叫：“老师好啊！” 我很惊奇：“这么晚了问好？” 她诡笑了起来：“明天会不会很难啊？” 随后，是一组“步步为营”的疑问句：“老师……有选择题吗……简答题多吗……都是简答题吗……是不是综合题啊……不会把作业也出出来吧……”见我没有回答，她又调皮地亮出了“底牌”——“老师，有人问你明天小测的重点是那几个？比如说……老师，好几双眼睛在等答案……”，呵呵，想起她声称自己“比较像男孩子吧……傻傻的那一种……”我不禁笑了：“你一点也不像男孩子啊，而且你一点也不傻啊。比如今天晚上，别人就没有你那么聪明，考前来套老师的底啊！” 她用了个调皮的QQ表情作为应答。
    还有一次，她在QQ上提个问题，我问她上课有没有注意听讲，她立即声称自己不但认真听课，还做了许多笔记，已经用了两个笔记本，而且其中一本“已经用完了”。发现我对此表示怀疑（感觉有点夸张啊），她提出打赌——如果明天上课“有据可查”，老夫必须奖励她“一根棒棒糖”。第二天下课时，她果然把一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呈上，并将老夫“输”给她的十根棒棒糖（只买一根感觉太“小气”了）与几位同学当场“分享”。
    再看看那年冬至之夜她在QQ上的“问候”——

    （阿古）老师，吃汤圆了没？
    （老夫）晚上11点了问我吃汤圆没有，你要请我吃啊!
    （阿古）好，你要是来，我再去买，冒着被扣分的危险给你熟。
    （老夫）买汤圆会被扣分?[/发呆]
    （阿古）不是，在宿舍里熟东西是要被扣分的。
    （老夫）那我也不能跑到女生宿舍去吃汤圆啊——我会被校长扣分的啊！[/擦汗]
    （阿古）哈哈，还会被师母扣分，哈！

    只有她才写得出《四个考研的奶奶》这样搞笑的QQ日志：“我们考研一下，到当奶奶的时候，我们就有故事讲给孙子听了，讲怎么怎么奋斗的，什么的啊。哈........四个女生笑成一团，于是四个女生都成了奶奶级人物。”
    只有她才想得出给指导老师送“惊喜”（一个属相羊的剪纸）这样的怪主意！
    只有她才会在天马山野炊时自告奋勇扮作“老槐树”，为孙亚杰老师和周超老师扮演的“七仙女夫妇”调皮地“伴舞”，逗得满场人笑痛了肚皮。
    想起了《还珠格格》中那个无拘无束、聪明伶俐的小燕子……
    想起了《我的青春谁做主》中那个笑语连篇、天性快乐的钱小样……
    想起了《聊斋志异》中那个活泼可爱、机灵热心的小狐狸……

                                 气煞老夫的“阿古”

    毕业设计选题公布后，因为我开始时不太愿意指导准备考研的学生做毕业设计，阿古先是选张宇老师，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跳槽”到老夫“门下”。
    寒假离校前一天是2月4日（农历二十二），老夫召集所指导的毕业设计同学，讲解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写作的注意事项，布置寒假期间的具体任务，要求大家抓紧时间。
    2月17日（大年初四），她在QQ空间里发布了新写的日志《春节之我行》，记述寒假回家以来的生活“流水账”。
    日志一开头，她写到了放假前一天老夫召集大家布置任务的情况：

    上午：老夫子讲了一些毕业论文的注意事项
    下午：听了上午的注意事项后，发现自己一些该知道的却不知道，于是决定把泰山似的台式电脑扛回家，准备在家好好补。……

    她的所谓“准备在家好好补”，从回家的第二天开始就被抛到“爪洼国”里去了。从日志中可以看到，整个寒假中，她不是“跟老妈一起卖鱼收钱、做豆腐”，就是“和老哥一起玩电脑游戏”，“和老爸看美国大片《防恐24小时》”，“和同学一起去KTV”，连一个简单的开题报告都没写完。
    寒假结束后她便被安排到江口镇某职业中专，参加师范类教育实习。我通过QQ让她修改“文献综述”，她改了两稿仍未得到认可，竟在QQ上宣称“再不行的话，我不改了！”（当然是“有贼心而无贼胆”的狂言了 ）
    毕业论文写作时，她和大家一样，迟迟未能完稿。不过其他的同学面对老夫的催问，都“唯唯诺诺”，往往流露出几分“惶恐”，而“阿古”在QQ上的回答真是“气煞老夫”啊——

（老夫）你和林丽钦的大作还没有创作完？
（阿古）最近一直有同学在问我写好了没，听到我说没写完，个个都露出欣慰的表情。但有一个人的表情肯定是无奈的 ，这人就是老师您。哈哈，我是越写越糊涂，干脆给我不及格好了，我怕写完论文，我也差不多疯了……
（老夫）什么时候交给我打印的初稿？……在你疯以前，我也许会先疯了！所以要趁没疯之前清醒地欣赏你的杰作，免得到时胡批一气！

    现在想来，当今许多硕士生、博士生甚至著名学者写论文都时有抄袭，不知从何时开始，竟然要求没有任何科研经历和实践的本科毕业生去撰写长篇大论的“毕业论文”，其结果除了制造一大堆“论文垃圾”，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指导老师，分明都是一种“揠苗助长”的超级苛求，实在是今日中国本科教育的一种悲哀。
    其他几个同学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写好，于是，或跑到外地公司“实习”上班，或跑到贵州哥哥处玩耍。留在学校的，要么三天两头四出求职，要么像“阿古”一样，虽说人在老夫的眼皮底下，可是三心二意，“不务正业”，就像小学课文中那个“小猫钓鱼”的故事。
    眼看毕业答辩时间临近，诸多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心急如焚，经常长叹什么“皇帝不急太监急”，而老夫的感觉则是自己好像带了一窝“孙猴子”，有一次不得不在QQ上向“阿古”抱怨说：“遇到你们几个这样的孙大圣，我感觉自己都快成那个可怜兮兮的唐三藏了……”
    “阿古”说“越写越糊涂”，“怕写完论文，我也差不多疯了”，其实是她真实的感受。作为指导老师，似乎个个也都有快要“急疯”了的感觉啊！
    今年带毕业设计，因为学校要求把答辩时间提前，这种感受更为深切……
    不过说她不努力也不公平。到了最后那几天，丽钦和阿莲都向我报告说，“阿古”为了毕业论文日夜辛苦，人都“瘦了”，让我诧异了半天。  
    看了她和其他几个同学搜肠刮肚、七拼八凑最终完成的毕业论文，马马虎虎。不过为了迎接未来教育部专家组的“本科教学评估”，老夫还是花费几天时间，为这些论文用心“雕琢”了一番。
    到论文答辩结束时，“阿古”们瘦了一圈，“老夫”们也都瘦了更大的一圈。

                                 聪明懂事的“阿古” 

    “阿古”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许是因为仙游女孩都有点儿“猴气”，也许是因为老小的性格都有点调皮，她性情外向，开朗活跃，而且似乎有点贪玩，爱运动，爱活动，爱玩电子游戏，甚至整个春节都在玩。在班里，她担任的是 “体育委员”的职务——很容易使人想到“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个熟语。平时在校园里，她对老师似乎很谦恭，可是一到网上，特别是QQ聊天时，总是那样俏皮无忌。她在大一时选报的公共选修课，是由来自新西兰的郑若宜老师开课的极富动感和活泼奔放的“土风舞”，也算是“舞如其人”啊！
    凡此种种，如果以此认为“阿古”是那种未开窍、没头脑的傻妹子，那又大错特错了。
    “阿古”的在校表现和学业成绩都相当优秀。她所在的计应053是本专业的尖子班，部分主干课程是由外教进行全英文讲授。2007至2008学年，她荣获人民奖学金一等奖，而且还是班里三个“励志奖学金”获得者之一。她大一过了英语四级，大二过了英语六级，是全班女生中第一个过英语六级的（全班35个同学，女生18人）。上我那门《计算机网络》课程时，由于内容繁杂艰深，而且使用的是厚厚的英文教材，期末考试时，全班35个同学，80分以下有25人，全班平均成绩是73分，而她考了88分，排名全班第二（第一名是胡海文，90.5分）。
    她在自己的求职简历“爱好特长”栏上填写的项目是：“瑜伽，剪纸，土风舞，运动”。表面上看，她平时总是嘻嘻哈哈，似乎诸事满不在乎，其实是“藏拙装傻”，跟其他女孩子一样心灵手巧，而且“心细如丝”。毕业前她按老夫的属相制作了那个红色剪纸，那只大山羊两个大弯角和身体上的细部如何制作，曾经在我的办公室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讨论，当时我断言是用刻刀。后来知道，是她用剪刀一点一点细心地剪出来的——大一时，她曾经参加过校“剪纸协会”，而且似乎学得不错。
    大三的时候，“阿古”还曾获得校园里的“美与丑”摄影大赛三等奖，可惜没看过她的“光影杰作”。
   “阿古”的细心则从两件小事可以略知。天马山野炊前一天，她特地打电话问我什么不吃，知道我不吃苦瓜、生西红柿和虾姑（小龙虾），第二天买菜时果然没有这三样东西。毕业前夕，计应053班级毕业会餐。前一天她打电话通知时，听信了我“不会喝酒”的“诳语”，便在会餐座位安排时，特地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身边——要用她那几瓶啤酒的酒量“拼醉”为老夫“挡酒” 。
    和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女孩子一样，“阿古”从小就聪明懂事。她在QQ上说：“我6岁就跟我哥去拾猪粪了”，“在我家，我爸厨艺最好，接着就是我了……没上学就会了”，以致于我忍不住笑着说：“我觉得你应该当生活委员，不应该当体育委员啊。”
    她告诉我，她课余时间同时做两份家教，一份是在步行街，一晚两个小时30元。还有一份家教一个礼拜才一次。这样打两份工，一个月能赚490元，“家教”的课程有“英语，数学……初中的全部课程”，“但不包括体育”。 
    2007年1月至7月，她为一位残疾少年做义务家教。对此，她在求职简历“实践心得”栏中写道：“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即使过程里有曲折。”
    大学期间，她是校青年志愿者，定期到社会上从事志愿者的爱心活动。她还曾在学生食堂打过工，也当过个把月的“统一香橙多”饮料的推销员。
    在同班的女生中，她是一个热心仗义的“大姐大”。那次天马山野炊，她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发起者。她担任舍长时，有一次同宿舍的两位女同学（丽芬说其中一位是“超级小辣妹”）曾因日常小事产生激烈冲突，甚至“拳打脚踢”起来，她和阿莲挺身“维和”，将这场发生在半夜12点时分的内战平息下去，并且冒着“失职”的风险，坚持不向辅导员报告。毕业答辩后期，好友黄梅妹即将进入“评优答辩”，她前一天晚上就打电话来了解哪些老师是评委，还暗示老夫到时能否“照顾一下”。答辩当晚，她和丽芬亲自来到金荣楼六层的答辩教室，坐在后面为好友当“啦啦队”。
    毕业前的教育实习，她在莆田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当实习班主任和实习教师。从她发过来的实习照片里可以看到，她跟那些中专学生们就像姐妹一样亲热。
    跟去年毕业设计也是由我指导的计算052那个小精灵似的四川女孩万丹相比，阿古经常会给人淘气的惊喜，而万丹会给人意外的惊喜。
    对于大学时期的自己，“阿古”在求职简历中的自我评价是：“本人性格开朗，积极乐观，乐于助人；热爱集体，富有团体合作精神，责任感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学业成绩优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走出校园的“阿古”

    临近毕业了，和所有的毕业生一样，“阿古”也在为就业而四出奔波。
    5月22日早上，她跑到学生处去应聘学校的生活辅导员，当天晚上她在QQ上告诉我：“只要大专的，我狂晕，读本科又不是我的错！”
    不过喜讯很快传来。5月下旬，一个家族性质的外贸公司通过校领导到学校招聘准备派往迪拜工作的员工，英语已过六级、又能吃苦耐劳的“阿古”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功，并进入公司在莆田的办事处接受初步培训。大家纷纷祝贺她，“阿古出塞”一时成为班级佳话。
    其实“阿古”对前往那个遥远陌生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工作（要求一次签五年工作合同）还是有很多顾虑。5月27日晚上，收到 “阿古”的短信，说她和计教班的一个女生一起去广州接受公司培训了。后来阿莲告诉我，临上车前，“阿古”犹豫了很久，最后才下决心登上前往广州见习培训的长途班车。
    到广州后，有一次在QQ上我告诉她我的大学同学杨伦桢和王群力夫妇毕业后在香港艰苦创业，办了一个“彼岸科仪有限公司”，还在广州等地开设了办事处，并告诉她老杨当年曾是班里我最钦佩的数学高手。她听了之后，竟“突发奇想”，想跟老杨“认识”一下，于是写了下面这一封电子邮件：

杨先生：
    您好！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脑袋里浮现的QUESTION1：谁在给您写信？OK,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萍，是孙老师和陈老师的学生，也是陈老师毕业设计指导的学生(在陈老师的博客上的《天马山野炊》，可以看到我哦)。
    接着您也许会有QUESTION2:为什么给您写信呢？哈哈，好问题！第一，陈老师是我最仰慕的厉害人士之一，您是陈老师夸过的厉害级人物（高等数学特厉害），那您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智慧老人；第二，您和陈老师是好朋友，陈老师和我又是好朋友，好朋友的好朋友=好朋友 这个等式在生活中有可能成立，于是我向陈老师问了您的邮箱，如果有机会是否可以认识一下。
                                   陈萍

（注：此处隐去原邮件中两位老师的完整姓名）

    这封信后来没有发出，因为不久以后学校要求毕业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她只好请假回校。不过，从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阿古”还保持着她那俏皮的个性。
    虽然未跟“智慧老人”见面，但是“阿古”走出校园后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创业之心，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老杨夫妇创业故事的影响。
    在广州培训期间，她工作努力，每天跟老员工一起采购外贸商品，在业务上进步很快。但公司的待遇之低，也在她心里投下了很深的阴影，使她对未来充满疑虑。见习培训三个月，每个月工资只有600元，虽然包吃住，但因为经常外出办事，回来时可能就没有饭吃，只好自己吃泡面。所以毕业之后，她没有再去广州，而是留在莆田求职。
    但走出校园之后的“阿古”，求职之路走得并不顺利，甚至一度“充满坎坷”。而其中很多次，又完全是因为她的善良本性（或者叫“古道心肠”）。
    记得毕业前不久，校园里照例有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才招聘会。在众多的招聘单位中，“阿古”发现学校后勤中心要从毕业生中招聘三名餐厅管理员，虽然待遇和条件不算太好，但可以继续留在学校，便和黄梅妹一起报了名。面试的当天，“阿古”打电话给我说面试者给她打的分很高。她还跟梅妹一起筹划着将来要在起早贪黑的餐厅管理工作之余，自己“开设网店”。可是最后录用名单里却没有她。她打电话去问，人家的答复让她怔了半天：“你很优秀，但名额有限” ……本来我想通过关系为她争取一下，后来得知，后勤中心只能在她和黄梅妹两人之间选取一个，而梅妹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便坚决放弃了。于是黄梅妹被录用了（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
    在人才招聘会上，我遇到外事办的曾伟老师，得知他正在为台资企业巨大步云公司特色总经理助理和储备干部，连忙让“阿古”带苏锦莲、黄梅妹、郑丽芬等几个好朋友前往应聘。她当时选报的是总经理助理一职，可是第二天公司通知面试时，她却没有去。后来黄梅妹告诉我，与她同时应聘这个职务的还有好友阿莲（苏锦莲），“阿古”不想与这位同宿舍多年的南安小妹相争，便主动放弃了。
    不久，市气象局要招聘两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担任天气预报节目的电脑制作，待遇和工作条件都不错。黄梅妹先去应聘，初步成功后没有忘记自己的好朋友，便通知“阿古”赶快来报名应聘，可是一开始却被莫名其妙地拒绝。黄梅妹打电话请我为“阿古”出力。我得知气象局负责招聘的副局长是我妹夫的中学同学，而气象局的那些科技项目都要通过市科技局申报和立项，便请我妹夫出面，并让他假称“阿古”是其仙游远亲。我妹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阿古”又被通知前往气象局面试。面试时，那位副局长很委婉地问她怎么会认识我妹夫（市科技局副局长），想不到“阿古”竟然一点不提事先向她交待好的“亲戚关系”，而是老老实实地说只是“老师的妹夫”。于是局长让她下周一再来。当天晚上，梅妹很着急地打电话来说，她从内部了解到气象局这次招聘要求一男一女，她和“阿古”只能录用一个。“阿古”得知这个消息后，星期一便断然拒绝前往气象局——她决不愿意给好朋友带来威胁。
    看得出，这些波折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她甚至不好意思到学校来……
    “阿古”也从此停止了她曾经那么酷爱的农场“种菜”游戏……
    遇到与朋友、同学利益相争，便立即放弃退出——“阿古”的这种性格，跟老夫年轻时非常非常相似啊，从这点来说，“阿古”是老夫年轻时的小小翻版。其结果也跟当年的老夫一样，给自己带来了许多波折和烦恼……
    后来，“阿古”到梅园路上的某网络技术公司应聘。事后，梅妹打电话来要我劝劝“阿古”，“不要凡事都让着别人”。原来，同班也是仙游同乡的郑丽芬也在这个公司应聘了月工资较高（1200元）的程序员岗位，为此“阿古”只应聘月工资更低（800元）的“网站推广员”。后来，丽芬没有被录用，而被录用为“网站推广员”的“阿古”很快以她良好的英语和专业基础，受到公司老板的重用，成为SEO技术骨干，不久，便担任技术组长，半年后，升任技术主管，工资也提高到2000元。
    本月15日，“阿古”和同在该公司工作的同班同学胡海文一齐辞职，联手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奋斗前进的“阿古”

    去年9月13日，“阿古”和计应053班的几个女生来到学校看望老师，晚上我们一起在“佳客来”餐厅用餐。离校两个多月了，她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阿古”在网络技术公司当技术组长，苏锦莲在台资巨大步云公司当总经理助理，黄梅妹在市气象台制作天气预报节目，游晓燕在市区某大型外贸公司从事外贸业务，郑丽芬在莆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某电子厂工作，林丽钦在黄石八中图书馆上班。
    仅仅两个多月，这些曾经是那么活泼、那么阳光的女孩，眼神里都带着淡淡的阴影，多数人的故事，似乎都有点“沧桑”，似乎都有几分压抑……
    虽然还是那么亲热，但能感觉得到她们那无声的变化……
    而这些女孩中，变化最大的就是“阿古”。
    当时的“阿古”，也许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眼圈都是黑的，成了典型的“熊猫眼”，发型从朴素的马尾巴变成了瀑布型的“波波头”，而且性格也变了许多。其中最让我吃惊是阿莲的“告状”。她说，一向对同学朋友都是“侠肝义胆”而且总是嘻嘻哈哈的“阿古”，现在不但平时“不理人”了，到周末找她玩，她总是说没有时间，或者干脆用沉默来应对，甚至会“大动肝火”。最让阿莲伤心的是，以前阿莲从远离市区的工厂进城来玩，晚上回不去，总是住在曾经与自己同室四年的“阿古”宿舍。而不久前的一次周末同学聚会之后，“阿古”突然发起脾气，坚决不肯让阿莲去住，弄得她差点“流落街头”。此事得到梅妹、丽芬等几个女生的证实。“阿古”后来解释说，她那天在公司里遇到很不顺心的事，当天晚上不想回宿舍，要住在梅妹宿舍里，所以，才不让阿莲去住。
    “阿古”工作后，停止种菜了，也很少在QQ上露面了。偶尔几次QQ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下老板都姓抠”这一句“阿古名言”……
    从她的QQ个性签名上，我们可以略见她半年来的“心路历程”：

2009-7-28：好困……为什么上课可以偷睡，上班不能偷眯眼睛……
2009-7-28：理想被现实绑架，坚强面对！！！
2009-7-30：有时候，不爬到山顶，就看不到希望；也有时候，不跌落到低谷，就没有反弹的力量。
2009-8-29：真金不怕火炼！I CAME BACK! FIGHTING!!!
2009-09-01：开学了，我想去上学……
2009-09-22：说好不哭的，只是想你了！！！
2009-10-10：既然承诺，就要做到！做不到，何必以承诺为借口！
……

    人们都说“去国十年老了少年心”，而离校仅仅半年，“阿古”那调皮快乐的天性和那颗未泯的童心，似乎就被生活的乌云收拾去了……
    不过，“阿古”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变化。她把这半年的工作当作自己人生中“一个新的学期”，并在2009年12月19日的QQ日志中写道：“想为进入社会的第一次期末考考个好成绩，有人说我傻，但老夫子说变成熟了，呵呵，其实我还是傻傻的，不知道，这股傻劲会在这个看似可爱的社会里坚持多久……”
    看得出，生活已经给这些年轻的女孩上了真实的一课。求职的波折，环境的不适应，工作的不如意……
    但是，她们都是一些坚强的女孩，正如那首《隐形的翅膀》所唱的那样：“每一次，都在孤单徘徊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
    奋斗前进中的“阿古”，既有坚强的一面，也有急于成功的一面。今年初，她和在同一公司工作的胡海文及阿峰相约，春节过后一起辞职，自己创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使她在正月初八的QQ个性签名中，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欢呼：

    2010-02-21：新年，新阿古！！！

    可是前不久，阿峰突然不声不响地到深圳工作去了。于是，在学校里租好的套房只好退了，计划中的业务和资金也遇到了困难……
    这是她的创业合作伙伴胡海文三天前写的QQ心情：

    2010-03-19：自己选择的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

    看起来挺英勇悲壮，但也分明透射出创业伊始内心的艰辛之感。
    毕竟太年轻了，凡事未能“谋定而动” ……
    尽管如此，“阿古”似乎又开始恢复了她那调皮快乐的天性。
    于是，“阿古”又种菜了……
    但是看得出，她不再像去年这个时候那样痴心种菜了。她的菜地显然“疏于管理”，那些作物常常让人偷光了。
    据说，现在的“阿古”平时还是经常“不理人”。丽芬和梅妹都说她“重色轻友”，因为有个厦门理工学院毕业的阳光男孩“天天和她在一起”。
    其实，“女大当嫁”，有什么不对吗？呵呵……
    而去年五月一起上天马山野炊的八位学生，除了黄梅妹和林丽钦还在市气象台和中学图书馆上班，陈丽华在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当辅导员，其他在“非公”企业工作的都“跳槽”了——“阿古”和海文联手组建了自己的小公司，丽芬在东莞台资的瑞芳电子厂从事国际业务工作，阿莲在晋江市喜得龙（中国）有限公司内销开发部工作，庄冬强在南安福建省派活园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上班。
    环境的改变，不仅仅是为了更高一些的待遇，不仅仅是为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而是为了更舒展的心理空间和更有自尊的精神生活……
    又想起了野炊归来的途中，她们齐声吟唱的那首《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时隔半年，这些没有多大家庭背景的农村女孩和男孩，终于在人生道路上踏踏实实地走出了第一步。尽管离那个“所有梦想都开花”的日子还非常遥远，但她们“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开始用她们二十多年辛苦学习打造的“隐形的翅膀”——知识，在真实社会的广阔天地中追逐风云，追求理想……“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
    让我们为奋斗前进中的“阿古”以及她的同学们鼓劲吧——
    “阿古”们，加油！

                                     攀壶峰

1973年11月4日，高二（7)班团支部组织了一次攀登壶公山的活动。活动后不久，自己以高二（7）班团支部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攀壶峰》的通讯，曾登载在莆田一中校刊《一中青年》上。时隔30多年来重新读它，文中那种“时代语言”，连自己都为之汗顔，文字之幼稚，连自己读了也不禁发笑。很想修改一下，可是转念一想，历史的东西，还是保持它的历史原貌吧。以下为原文照录，特此说明。

    壶公山，这座我县闻名的大山，座落在荔城东南方十多华里的渠桥公社内，是我县沿海与内地地区的分界岭。从远方的荔城遥望它的雄姿，它的身影好比天边的一个大圆台，挡住了一片蓝天，又像一只俯卧着的雄狮，形成了荔城的天然屏障。每当阴天之际，白云就像用棉花襁褓包娃娃一样把它包在自己松软的怀抱里，叫人无从寻觅；而每当落雨之前，常常有白云彩在它的山头上缭绕着，远远望去，恰似给它戴上了顶白云笠。这奇特的“壶峰致雨”，不仅成了人们测知风云的一句谚语，也形成了有名的“莆田二十四景”中的一幅绝景。
    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班团支部开展了一次登山活动。攀登的对象，就是鼎鼎大名的这个壶公山呀!
    上午七点多，我们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沿着荔城通往海防前线的公路，离开了喧腾的荔城，跨过了奔流的木兰溪，马不停蹄地直向壶公山麓奔来。行途上远望着壶峰，今天的壶峰呵，格外生气盎然：它呀，揭去了身上的轻纱，披开了它那广阔的胸襟，露出了它那葱茏的面目，向我们报道这个美好的晴天；它呀，高擎着头顶的蓝天，挺起了它那庞大的身躯，昂起了它那骄傲的头颅，向我们热情召唤着。
    壶峰呵，你等着吧！我们马上就来了！我们马上就来了！——我们的心情激动起来了！我们把步伐迈得更快、更快了！
    八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壶公山麓的红山水库。来不及留心欣赏那幽美的山光水色，就开始了我们的攀登。
    红山水库的左方，沿着一条环山道拾阶而上，可以不费曲折地转上壶峰。可是，我们的队伍却向右方那少有人踪兽迹的陡坡走上去了。为什么有桥不过过独木？为什么有路不走走陡坡？是前头的同学不识路途迷津了吗？是大伙儿贪图近便不愿多绕两、三里山道吗？请听同学们豪迈的答应吧！——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这崇山峻岭是我们革命先辈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有利战地；如今，这崇山峻岭是广大贫下中农改天换地、要为人类多做贡献的奋战沙场。今天，我们革命的下一代，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它又是砥砺我们革命意志的极好环境。我们一定要在最艰苦的考验中、最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把自己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无比坚强。没有路，我们要披荆斩棘闯开路一条；山势险，我们要越是艰险越向前。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为了世界革命的未来，上!上！我们的队伍踏上了这艰险的征途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开始了！开头的一段路程上，山势凸起跌宕，有些小路可寻，行了一程，山势突兀直上，根本无路可行了，只能仗助山间的树木攀行而上。渐渐，随着高度的增加，树木也越来越稀寥，行进越来越艰险了。同学们的吁吁气喘，像山风在耳侧剧烈地呼啸着；同学们的涔涔热汗，挂在额前，滴在野花卉上，在身后留下了一条莹莹闪光的“珍珠路”了。沉重的双腿，步履维艰哪！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究竟几次攀过这样的大山呢？究竟几次走过这样的险途呢？一场严峻的考验，加在每个同学的身上了。一步！又一步！再一步！多么沉重的步履呵！多么艰难的行程呵！……
    在这困难的时刻，在这严峻考验的关头，呵，我们想到了红军翻越大雪山，解放军抢登摩天岭，大庆人在艰苦创业，大寨人在劈山造田；在这困难的时刻，在这严峻考验的关头,我们想到了祖国美好的未来，人类灿烂的明天，共产主义壮丽的时代；在这困难的时刻，在这严峻考验的关头，我们想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无限期望，听到了他老人家亲切鼓励的声音……
    呵！股股幸福的暖流，流过了每个同学的心头；阵阵翻腾的激情，冲击着每个同学的心窝。我们的斗志啊，随着这不断增加的高度而更加高昂起来了！我们的信心啊，随着这更加艰险的攀行而百倍增长起来了！
    谁说我们的同学是温室里的嫩花苗？看：那峭壁上顽强登跋的身影不就是他们吗？！他们是险峰上挺拔的劲松呵！谁说我们的同学是庭院里的小马驹？瞧：那陡坡上勇往直上的战士不就是他们吗？！他们是莽原上勇敢的骏马呵！
    我们能闯过困难的雄关！我们能顶住艰巨的考验！
    听，同学们的声音中充满了多少信心、多少战斗到底的信心呵——
    “建荣，你有病，把挎包给我吧！”
    “我，我不会比你们差的！上去吧！”
    “苏辚，你身体不好，我扶着你上去吧！”
    “我，我能坚持到底！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是呵，我们是光荣的共青团员，勇敢的革命战士，经过文化革命狂风暴雨的考验，经过了批林整风斗争风浪的摔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壶公山间，清澈的溪水在铮铮落响，浩荡的山风在呼呼鸣吼：前进吧，小将们！
    壶公山巅，嶙峋的巨石露出了笑脸，挺拔的青松扬起了双臂：上来吧，小将们！
    在我们的眼前，已经是壶公山腰的草木地带了！再有一半的行程，我们就将胜利登上壶峰之巅了！
    忽然，那青翠的山巅上，褐蓝色的巨石丛中，雪白的流云下，一杆红旗，那鲜艳夺目的红旗，像一簇时时跳动着的小火花，在蓝天中高高飘扬起来——啊，这是我校赴渠桥公社开展批孔活动的同学们，他们也来了！他们已经上来了！我们不由振奋起来。红旗呀红旗，当年吴清华看到了你，受苦奴隶创伤累累的心灵上洒满了雨露甘霖，苦楚重重的心房里充满了幸福的阳光；今天，我们看到了你——你这战斗的红旗，你为我们驱走了多少疲劳，你给我们增添了多少力量！你是熊熊烈火，燃起了我们战斗的欲望，鼓走了我们不屈的斗志；你是温暖的春风，在我们心中催开了千朵、万朵绚丽的山花、那从来不畏风露的烂熳山花。
    “同—学—们—，上来—吧—，这—儿—就—是—山—顶—了—”我们的先头小组爬到山顶了！他们正在召唤我们呢。只剩下最后两百米，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了。然而这胜利在望的时刻，也正是最艰难的时刻。俯立在那倾斜达七十来度的陡坡上，回头往下看时，真要叫人倒抽一口冷气——好险的山势呀！身后的同学，这时只能从自己的双脚下看到他那绺绺黑发了；不知是谁踩动了一块石头，骨碌碌，骨碌碌，连蹦带跳竟一直滚到远远的山下边去了。这时的陡坡上，已经没有树木可以攀援、没有足迹可以寻沿了，只能抓着没膝深的秋草，吃力地向上爬着。在这里，我们就像被直升飞机吊起悬到半空中去一样，真是惊心动魄呀！在这里，减少身上每一公斤的负重，对大家来说，就像从肩头卸去千斤重担一样，叫人轻松了许多。然而，正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又有多少雷锋式的同学在描绘出多少动人的图景呵——前头的同学上不去，后面的同学用双手把他顶了上去；后面的同学还没上来，前头的同学伸出手来把他拉了上来；大个子的同学拉着小同学前进，体质较弱的同学也在抢着要背别人的挎包……
    像雄鹰翱翔长空，像猛虎一往无前!我们的队伍在艰险中不停地攀登着。
    攀啊！攀啊！最顽强的攀登啊！
    到了！到了！最后胜利的时刻到了！
    最后一个同学也上来了！两个多钟头的艰险攀行就此结束，我们终于胜利地登上了壶峰之巅了！
    站在那高高的山石上，俯视莆阳大地，大好风光真是美不胜收呀！广袤的原野上，白色的公路，金色的稻田，绿色的荔枝丛蔭，蜿蜒的木兰溪水……无不历历在目。傍依着壶峰的那座座青山翠岭，就像躺在脚下的一条青色长蛇，向着无边的天际逶迤地延伸着。山脚的那个红山水库，也只像指甲大的一块蓝绸布块了。远处的大海，烟波浩淼，隐约还可见得点点白帆在蠕动着。再抬头上望，悠悠白云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头顶轻轻飘过。黄坚同学高兴地叫起来了：“唉呀，这下子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能跳到云朵中去睡觉了！”

        阳光照耀着祖国的大地，
        红旗映红了万里蓝天。
        五湖四海都在放声歌唱，
        我们迎来祖国又一个战斗的春天。
        …………

    面对这眼前的无限壮观，我们按捺不住心中奔腾的情感，不由放声歌唱起来了。高亢的歌声，在辽阔的天空中回响着，霎时，那山间的树林中，千百只美丽的山鸟满天飞起呀！清脆悦耳的鸣啭，给我们幸福、快乐的歌声又增添了几分的音色。
    这是美好的赞歌！它唱出了我们对伟大祖国的如此壮丽、宽广的无比热爱和自豪。这是胜利的歌唱！它把我们胜利的消息送到了遥远的四面八方。这是进军的号角！在未来的征途上，还有多少大自然的险峰、斗争生活的雄关，等待着我们去闯、去攀登，我们决不能就此平心静气，我们还需要继续奋斗呵！
    听，胜利的歌声、进军的号角在蓝天中荡漾着……

                                      (写于1973年11月12日晚)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前不久与昵称为“明天会更好”的年轻网友在QQ上有过一次小小争论——他坚持认为那个时代是所谓“疯狂的”时代，而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夫，却不可能认同那些根据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来妄评另一个时代的可笑见解。
    现在想来，那种争论毫无意义。正如前苏联那部红色名著《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所写的那样，在那个风雪弥漫的铁道旁，冬尼娅面对衣衫褴褛、正在带领工人辛苦铲雪的保尔，吃惊地问道：“难道你就不能在政府部门里找到一个比挖土好一些的职位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是相当于委员的首长了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利……” 冬尼娅完全无法理解这位投身于革命斗争事业的昔日恋人，正如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举出太多的个案来“妖魔化”，都可能被人描绘为“疯狂”的时代，包括今天这个我们正在共同走进的新时代。
    在许多人的笔下，我们这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因为没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整天坐在教室里埋头读书，因为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而必须先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才有机会上大学或从事其他工作。
    如果让历史的眼光再远移半个世纪，我想人们一定会看到，今天的许多中学生，从物质生活来说，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幸福最富足的一代，但从精神生活来说，却是整个社会中最辛苦最可怜的一族。他们一天到晚辛勤读书，但是所读的那些书本知识，除了应付考试，有多少在自己今后的一生中有使用价值呢？大多都在考试之后迅速沦为“知识垃圾”。他们让自己整个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默默禁锢在封闭的书斋中，十年寒窗，悬梁刺股，最终换取了一张学历文凭，毕业后不少人却学非所用，不少人沦为终日为生存碌碌辛劳的“蚁族”。
    而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不仅与今天的学生完全不同，也跟中国历代的学生都不相同。
    那时候的我们，以青年毛泽东为榜样，“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立志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即使是中学生，也以天下为已任，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那时候，我们的校园生活始终与整个中国的社会脉络紧密相连。我们不仅是读书学习的学生，也是革命事业的战士，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能更好地战斗。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才会有那么多今天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行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到艰苦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甚至越过边境到国外去打游击，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那时候的我们，鄙视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蠹虫，“不做温室里娇嫩的花朵，要做风雨中傲立的青松”。未来的红色接班人，应该是今天的革命小闯将。所以我们经常走出书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大课堂。“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社会上到处活跃着我们的身影——定期到农贸市场参加市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打击投机倒把”，经常到车站参加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抓散车”（取缔无照载客的脚踏车），一连几天参加镇革委会组织的整治疏浚小西湖劳动，大队人马埋伏在甘蔗林中配合人民公社的民兵堵截偷伐杉木者……
    查了一下1969年12月开始使用的蓝皮日记本，仅12月份我们就去了三次农村：12月13日去城郊公社濠浦大队“听老贫农忆苦思甜”，之后，像电影里的解放军一样，“为贫下中农做好事”，在村子里扫地挑水，到田间敲土整地；12月19日去华亭公社后塘大队参观伤残退伍军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徐玉森率领人民公社社员“农业学大寨”在荒山上开垦的层层梯田；12月29日到西天尾公社渭阳大队参观人民公社自力更生修建的那座山青水碧、库容为一百九十万方的小水库……
    那时候的我们，不是大量吸取知识垃圾的学习机器，而是积极参与学校各方面工作的小主人。初一的时候，学校党组织开始恢复，我是学校“整建党”活动中三个学生评论员之一，参与对每一个教职工党员的德行和政治表现的评定；学校的教育革命，学校的教学管理，学校的开门办学，我们都可以通过红卫兵评论组、大字报等方式公开提出批评和建议……
    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在第一学期繁重的战备劳动之后，初一第二学期开始，全校的教学工作开始走向正轨。不过就读书而言，依照毛泽东“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当时的教材、课程都比较浅，而且强调与生产实践或政治斗争相结合。根据毛泽东说的“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那个时代中学的课堂授课学时和课后作业量都不多，让学生有充足的课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那个时代的中学生，入学免试，加上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读书无用”的思想相当普遍。每个班里都有一些学生自暴自弃，不思读书。这样的学生人数通常在10到20%左右。但更多的同学还是勤奋学习，年轻人那种天生的求知欲是任何环境都压抑不住的。
    在那个时代，我们有幸遇到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并非完整名单）:
     政治老师：杨锦靖
     语文老师：林如涛  陈茂同 吴作爱
     数学老师：王仁权
     英语老师：王忠玉
     工基(物理)老师：刘光遂 黄明哲 黄景霖
     农基(生理卫生)老师：俞秀媛  林清汀
     化工(化学)老师：李正中 方澄
     军体(体育)老师：黄章坤 林国铠
     音乐老师：王仁权 陈华山
    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秀而敬业的好老师，尽管当时的教材内容相对简单，尽管“读书无用”是当时学生中一种普遍的思潮，不管政治运动风潮如何动荡，不管开门办学形式如何多变，我们班级的学风始终是全年段最好的，我们班级的学习成绩始终是全年段最好的。
    从初二到高二上学期（1971年到1973年），随着所谓的“林彪集团”在政治和组织上被铲除，全国的中小学借批判“极左”思想的有利时机，开始狠抓文化课学习，从教材内容的加深到各种学科竞赛的开展，形成了长达两年多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查了一下当年的日记，1972年（高一阶段）莆田一中甚至规定“没有70分以上的成绩不能评为三好生”，“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同学不能入团”。我们班那么多同学在几年后恢复高考时，能够在百里挑一的残酷竞争中考上大学，正是在这个阶段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除了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许多同学还在课外积极自学各种有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记得还在初中阶段，郭永荔、翁金鸿等同学就买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书刊，开始钻研并自制收音机，从最简单的单晶体管收音机开始，到四管的再生来复式收音机，到当时最先进的中短波七管超外差式收音机。
    永荔是我青年时代堪称“形影不离”的贴心好友。他的家在麟峰小学斜对面，是一幢双层小瓦房。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到他家去玩时的一些情况。通常，我们在对街的石阶上喊了声：“永荔！”那边楼上的小窗子里，便立即露出了他那总是微笑的脸儿。他挥了挥手中的电烙铁，示意我们上楼来。推门进来，永荔父母都下放到农村中学任教，哥哥姐姐作为老红卫兵，都到连城县插队落户了，妹妹也经常不在，我们便高声笑闹地走上楼来。楼上是永荔的卧室，其实只是一个十二平方米的小阁楼。那门楣大概只有一米六五高，我们上楼进门，稍不注意低头，便会“哐”的一声磕个“眼冒金星”。十有八九，都会看到永荔正穿着短裤背心，满头大汗地摆弄各种收音机。小小的台桌上，一个大铁皮盒儿里盛着各种电阻、电容、晶体管，旁边还有一个用旧饭盒和毫安表自制的万用表。电烙铁蘸着松香在“咝咝”地冒着烟儿，汗珠儿和着烟雾顺着他的两腮、眉稍、额头往下流淌，被手儿一抹，这一块，那一块，活像画报上美帝那种鬼怪式飞机的“迷彩”。旁边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多层的小书柜，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虽然我们这几个好朋友在班里都是些“学习尖子”，可是永荔看的那些大部头的电子技术书籍，还有那些复杂深奥的电路微分方程，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路图，他看起来那么入痴入醉，早已远远超过中学课本的内容，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学来的。
    苏辚、严泳海等同学则在努力自学英语，而且学得很深了。高中还没毕业，他们似乎已经自学完文革前的多套中学和大学英语教材。
    作为他们的好朋友，算是“近朱者赤”的一个案例吧，我也曾对无线电技术和英语“情有独钟”。初中时也曾动手组装过一台收音机。先是用一颗小小的矿石和耳机组装出最简易的矿石收音机，接收天线是挂在房间窗台上的一根长铁丝。由于没有调台用的可变电容器，也没有放大电路，所以收到的只是混台后的弱小声音。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听到下半夜才去睡觉。后来，矿石换成了晶体二极管，又买了个调台用的双连可变电容器和三极管等元件了，终于可以正常收听中波波段的电台声音了。不过父亲下乡回来后，看到我在家里乱拉的天线和那台装在一个无盖小木盒里、电路元件完全裸露而且只能用耳机收听的“收音机”，极不满意，拿了一百多元钱让我到高楼百货公司买了一台堪称当时名牌的“春雷”牌五管超外差收音机，我的自制收音机之路才就此止步。不过本次聚会前检查了一下当年的笔记本，发现上面还保留有“常用国产晶体管新旧型号对照表”和细心手绘的“中短波七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电路图。因为好朋友苏辚、严泳海都是英语爱好者，我对英语也产生了强烈兴趣，除了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坚持用收音机收听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英语教学讲座，晚上还经常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教学节目。到插队的时候，也能试着翻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和许国璋《英语》第四册的课文了。
    不知是谁说过，“作弊”是人的天性。和今天的学生一样，那个时候考试作弊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监考的严格程度往往也不亚于今天。我平生唯一一次考试“作弊”也发生在初中阶段。记得那是1970年春节，初一第二学期开学后不久。经过一个学期的战备劳动，学校开始正常上课了。当时没有什么物理课、化学课，只有一门理化综合课程《工业基础知识》。我们的工基老师是个老教师，没上几次课，便开始“平时考”了。当时提倡“一帮一，一对红”，作为排长，我的同桌是当时班里学习和表现最差的，考试偷窥并不奇怪。可是坐我后排的两位同学（洪维仁和林永城）对刚刚接触的化学知识也是“一头雾水”，所以考前他们希望我能到时“帮助一下”。考卷发下来后，第一题的题目是“爆炸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如此简单的题目（老师上课都讲过）他们两人竟然都做不出来，心急如焚的洪维仁用铅笔轻触我的后背，示意给他们传送答案。当时监考老师是刚从部队院校调来的杨锦靖老师，军人性格，年轻气盛，同时又是年段段长（时称“二连连长”）。我心里发虚，不敢传题。洪维仁一边频触我的后背，一边还在小声催促。无奈之下，我只好把答案抄在一张小纸条上，装作递橡皮擦，把纸条传给了洪维仁。这种“雕虫小技”如何瞒得过火眼金睛的杨连长，结果被“当场活擒”。杨连长当时还极为生气地拿着那张纸条对全班同学大声说道：“看，排长居然带头考试作弊……”，臊得我满脸通红。在该学期各次全连干部会议上，杨连长屡屡用这个“排长带头作弊”的“恶劣事件”告诫全连各位学生干部，害得我每逢全连干部会议都躲在最偏远的角落。好在班主任王仁权老师课后找到我时，看到眼泪汪汪的我，只是温和地说了一句：“怎么搞的？”没有让我在班里检查，也没有在之后的班级会上提到这件事。洪维仁同学则主动写了检查，勇敢承担了主要责任。
    大概是影响太大了吧，从此之后，再没有人让老夫在考试时出手“相助”了。我自己也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至今想来，应该特别感谢杨锦靖老师。不仅因为他是个嫉恶如仇的严师，而且因为他让我知道应该如何以身作则，去做一个好的学生干部，也让我们的同学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学生。
    洪维仁现在是莆田五中的化学高级教师。而当年连累老夫作弊的，正是初一课本中最简单的化学题。时间就像央视春节晚会上那个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刘谦，总要给人太多的惊奇……
    那时候的我们，还经常开展一些特别的活动，其中最难忘的是班级团支部组织的攀爬壶公山的活动，清晨从莆田城关跑到涵江的“象征性赛跑”，以及冒雨进行的西洪调查。
    下面几节，将通过当年的日记或文稿，回顾一下这些难忘的活动过程。

                                     学工风波（下）

    学工第四周的星期一上午，是我们自行延长学工时间的第一天。上班铃响不久，车队大门口突然开进了一批同学——原来是高二（1）班的同学“学工”来了。一时，气氛变得有点紧张。我和几个班干部连忙来到高二（1）队伍前，找到他们几个班委。我曾担任过年段红卫兵副大队长，跟他们几个主要班委比较熟悉。我向他们解释了要求延长学工时间的理由，他们听了，似乎不太情愿，有一个平时关系尚好的班委甚至语气相当凶狠。后来听他们班一个同学说，他事后宣称当时很想“教训一下”我。好在他们班的团支书林建华性情温和，几个班委也是熟人，最后还是表示先带同学回去，让学校领导来协调。
    事后听说，因为我们贴出了“警惕有人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大标语，学校领导有点心虚，怕被扣上“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帽子，所以已派人通知高二（1）同学暂停前来车队学工。可是已经经过“学工动员”的高二（1）班同学不肯，今天坚持来到车队。好在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平息了，否则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如果真敢动手“教训”老夫，在斗志正旺的高二（7）同学面前不但占不到任何便宜，而且会酿成更严重的事件。不过，前不久我与该班的班干部、山友唐训聪聊起此事，他表示他们并没有任何“暴力性”的意图，可能是那个同学一时冲动，事后又口出大言而已。
    当天下午，客车队又来了一大队“新人”，共十四位，其中有县教革组的同志，有校工宣队的几位队员，有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校政工组组长，校团委书记，年段段长等。他们一来，就要团员开“生活会”。会上他们神情严峻，指责同学们“劝告多次不听”，又搬出所谓“组织原则”，要团员“带头”回校上课。他们没想到同学们经过这几天的斗争锻炼，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岂能被这区区威胁吓倒？我们还义正词严地痛斥几个校团委领导：“团组织不要成为教育革命的绊脚石，成为镇压学生革命行动的帮凶！”一句话使得这些团领导们面面相觑，一时无言。接着双方又经历了一番论争，最后，在同学们的据理力争和严正驳斥下，他们只好承认我们的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便灰溜溜地回去了。
    星期二上午，“高二<７> 特设报道组”在学校大门口贴出了“《新闻简报》第1号”，报道星期一下午的斗争概况。“新闻简报”本来是那个时代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向国内观众报道各种新闻事件的系列影片片名，电影院每次播放电影前，总是先播放最新的《新闻简报》。
    当天下午，校党支部委员、政工组副组长张文琳（女）和工宣队几位同志又来到客车队，找我们几个主要班干部谈话，口气似乎有所改变，主要还是劝说同学们回校上课，“如果不行”，请告诉他们“延长的时间”。
    星期三，我们贴出了“《新闻简报》第２号”，报道星期二下午的斗争概况，同时还贴出了一份《勒令》：“黄明哲必须检查他肆意歪曲毛主席有关指示的严重错误！”这本来只是我们为了“杀鸡吓猴”而“略施小计”，并非真的要拿黄明哲“开刀”，却不料又引起了一场意外的“风波”。当同学们把《勒令》贴在校门口时，校政工组长张金炉（也是校团委书记）正好走了过来。在之前几次面对面的交锋中，我知道在高二（７） 班“问题”上，他是校领导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的“鹰派”主要人物，便故意喊住他，要他通知黄明哲“深刻检查”。张金炉是位个性极强的中年政工干部，那天在车队被学生的气势一逼，竟被驳得无言以对，面子尽失，早就恼怒在心，此刻只见他把眼睛一白，做了个“仰天而视”的动作：“我不知道黄明哲同志有什么‘歪曲’主席指示的错误！”
    我本来就是故意逗他，一见此状，心中暗暗好笑，脸上却还是一副十分严肃的表情，将黄那天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问道：“你觉得这些话是‘正确’的吗？”张金炉翻了翻眼皮：“我不管这件事，你们自己找黄明哲同志去！”说着转身就要走。我连忙拦住他问道：“且慢！请问政工组长‘同志’，对黄明哲‘同志’那些歪曲毛主席指示的错误言论这样‘充耳不闻’，对学生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反而这样甩手而去，与你的身份和责任相称吗？！”张金炉眼儿一圆，正要发作，一看旁边围观了不少师生，便用眼睛瞟了一下那份《勒令》，故意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道：“要我支持什么？支持你们这样做吗？告诉你们，按照党支部的决议，你们这样做的大方向完全错了！”同学们一听，肺都气炸了：“你再说一遍！”张金炉得意地看了同学们一眼，又一字一板地故意大声说道：“按照党支部的决议，你们的大方向完全错了！”说着带着得意的表情“扬长而去”了！
    我带着几个同学立即闯进了校党支部办公室。校党支部副书记林和平和张文琳正在谈话，一见我们进来，吓了一大跳。我们大声质问他们党支部是否有这样的决议，林副书记连忙否认，还笑容可掬地极力表白：“根据我个人的意见，同学们斗争的大方向和学校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张文琳也明确否认。我们开始明白原来是张金炉故意“伪造圣旨”以报那天之仇。但大家故意装作不相信的样子。于是，在同学们的坚决要求下，林副书记急忙派人找张金炉来“当面澄清”。
    我们本来准备和张金炉在此再“大战一场”，却不料张金炉进来后却装出一副糊涂相，极力否认自己说过那几句话，我立即举出在场的几位师生的名字，请林副书记“召”他们来“当面对质”。在这种情况下，张金炉只好说什么：“若是说过，愿当面收回，但我记得是没说过……”早先那种傲慢的挑衅神情全然消失，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只好“穷寇勿追”了！
    于是，星期四上午，“《新闻简报》第３号”贴出来了，主要介绍星期三上午同学们与林和平、张文林等学校领导“交换意见”的概况。
    同时贴出的还有一份不无幽默的《重要更正》──

                                          重要更正
    星期三上午九点左右，校门口那棵歪脖老松下，校政工组长张金炉“同志”当着在场众多师生之面郑重声称：“按照党支部的决议，你们（注：指高二（７） 班同学）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时隔半个小时左右，校党支部办公室的书记办公桌前，同一位张金炉“同志”当着党支部众多成员之面郑重声称：他“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若是说了，愿当面收回！”
    堂堂政工组长，如此信口雌黄，犹如三尺顽童，实在有失“长”者风度！为正视听，亦为政工组长言行负责计，本报道组特为张氏发布更正于此，望先前在场诸多师生洗耳！
    切切。此布。
                               高二（７） 　特设报道组
                                 七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这天下午，学校红卫兵团的方宗霖同学交给我们一封支持信。
    星期五上午，我们贴出了“《新闻简报》第3号”，全文转抄了方宗霖同学的来信，并对几天来高二（12）班、高二（3）班、高二（1）班、高一（7）班等部分班级的同学和李勇奇（记得是英语老师，也是印尼归国青年）等老师对我们的公开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之后几天斗争形势发展之快，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回想开头那几天，是学校有关领导接二连三地开进客车队，又是“谈心”“座谈”，又是“开生活会”，来势汹汹，大有非逼回校不可之势。仅仅几天时间，学校方面便已高挂“免战牌”偃旗息鼓了，面对高二（７）班咄咄逼人的攻势，活象一个只会挨打的可怜的巨人。一份《勒令》犹如一声炸雷，把几乎整个领导阶层都惊得目瞪口呆，人人自危；一则《重要更正》又犹如一记闷棍，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张金炉打得有苦难言，苦笑不得！可怜的黄明哲夫妇吓得抱头痛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便在校领导安排下 “出差”去了，其余领导也无不出了一身冷汗，胆小的好比“惊弓之鸟”，胆大的也纷纷“激流勇退”。
    与此同时，地区和县教革组派出调查人员来到客车队，回去后下结论说：“尽管方式未必妥当，但学生希望学工要有实际效果，精神可嘉，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肯定……”
    面对这种形势，学校领导甭说派人去车队“做说服工作”了，就连坐在学校办公室里，也是风声鹤唳，谈“虎”色变。每天早上九点钟左右，我们便挟着新一号的《新闻简报》和大标语“杀”进校园来。每逢此时，学校领导们便一个个躲在远远的办公室里闭门“学习”，唯恐不慎成为下一号《新闻简报》中那种不尴不尬的“新闻人物”。他们还开始极力做工作，不许那些原先被他们挑起不满的班级对高二（７）班进行反驳，不许已进行过“学工动员”的高二（１）班按“计划”到车队“学工”，唯恐被高二（７）揪住“挑动学生斗学生”的辫子。渐渐地，我们每天来校“叫阵”时，就象一群小将杀入了一个“无人之境”，竟然失去了对手，真是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此后一周多时间，学校领导再也没来找我们谈“不要延长”的问题，只有年段段长还有地区和县师训班的人来过两次。每次来也是和顔悦色，主要是要求我们少延长几天。
    我们的学工在四月十日正式结束。算起来，一共延长了两个星期。
    事后，校党支部林和平副书记私下“总结”说，由于“一开始便低估了这一批小将的斗争精神和力量”，“以致一败涂地”！
    ……
    回头来看，当时学生的斗争策略巧妙，先是据理力争，之后以攻为守，以虚张声势的“勒令”避实捣虚，以“警惕有人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大标语化被动为主动，以“有几个苍蝇碰壁”、“谬论汇编”、“新闻简报”为主动进攻的武器，以一则“重要更正”彻底打掉了校领导中强硬人物的气势。而当时的学校领导先是不以为然，想以势压人，后又惊慌失措，明哲保身，致使一败涂地。这跟他们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心有余悸以及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教育革命”运动不无关系。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高二（7）班全体同学表现出高度的团结。男同学冲锋陷阵，女同学留守学工岗位，团支部举旗，全班“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像美国动画片《猫与老鼠》中那个聪明机灵的小老鼠，竟然打败了人们心目中绝对强势的大黑猫。
    两个月后的七月一日，我们告别了中学时代去上山下乡。在那山高水远、风景如画的紫云山间，回想不久之前学工斗争中那一幕幕情景，我突然感到其实双方当时都不冷静，都过于冲动。特别是由于采取“以攻为守”策略，给自己一向尊敬的宋福耀和黄明哲两位老师造成了伤害，感到颇为内疚。
    意想不到的是，半年以后，学校领导竟然专门派人来到我所在的华亭公社红旗水库知青场，向我们承认他们的“错误”。那是1975年1月23日，紫云山上突然来了七八个人，宋福耀带队，来人中有工宣队副队长、黄明哲等，说是找我们这些“校友”开有关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们主动说，高二（7）班当时的斗争是正确的，“那个两三星期的‘学工’确实没有用，现在已不那样搞了。”他们说，现在高二的学生都不读“语数理化”了，只学“专业”——根据农村的需要，分为农业机械、医药卫生、测量等四个专业。其他年段的学生还是“以学为主”。不过据他们说，现在学生念书没有几个不是心不在焉的，“也没有考试了”，“家长反映很强烈”……甚至连期末鉴定也不搞了。为什么呢？他们没说，但是我想，准是怕学生再“造反”，“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对于我们班的那次学工斗争，他们现在大概还是惊魂未定的。在会上我们彼此谈了很多。大概是“觉悟提高”了的缘故吧，那些“老对手”个个对我都很热情，好像彼此之间并未伤过什么感情似的，特别是那个工宣队副队长，老是找我拉三扯四，就像碰上了多年不遇的知心老朋友，真是古话说的：“不打不成交”。 ……
    前两年教师节，在莆田学院中印楼会议室参加一个民主学派和退休教师座谈会，一位个子瘦小、说话细声细气的老教师坐在我的身边。我们聊了一些学校的事情，我问他的姓名，他有点惊讶地说，他就是宋福耀，“我以为你认出我了”。三十多年不见，依稀可辨老人当年的模样。原来，他已在多年前从莆田一中调到华侨师范学校，2003年该校整体并入莆田学院。一言道破，彼此顿时感到特别亲热。在当天晚宴的酒桌上，我们又特地坐在一起，我向在座各位介绍这是我中学的老师，他友善地笑而不语。我们都没提当年那场面对面的斗争，但我想并不是什么“一笑泯恩仇”，而是大家都能用一种淡然的心态去看待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看待那个年代里非常特别的年轻人，看待那批后红卫兵时代充满斗争精神的中学生。
 

                                  学工风波（中）

    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同学们正和工人师傅一起进行每周一次的环境卫生劳动，学校的四个正副书记以及驻校工宣队正副队长，在年段段长陈文坤和早上那位拂袖而去的教革组长宋福耀的陪同下，突然来到客车队。可是这群“不速之客”刚走到大门口，看到大门两旁那一副我们中午刚贴上去的巨幅标语“支持教育革命的，欢迎！”、“破坏教育革命的，滚蛋！！”，顿时个个面露难色，缄默不语，仿佛成了一支哑巴组成的队伍。
    他们进了大门，有的前往车队革委会，大部分则由宋老师带着向职工食堂饭厅走去。一会儿年段陈文坤段长和班主任王忠玉老师来找我，说学校领导是特地来“听取同学意见的”，要我通知大家到饭厅去开个“座谈会”。
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照例先是貌似热情的寒暄，然后以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林和平老师发言开始，以双方唇枪舌战的激烈“座谈”为高潮，以众领导无可奈何地离去而告终。座谈会上，作为全班的代表，我不得不又一次“舌战群儒”，其他同学则同声呼应，整个高二（7）班表现出“众志成城”的空前一致。其中校政工组长（据说曾是莆田一中最有名的政治秀才）张金炉因为屡屡被驳得面红耳赤，甚至怒形于色。说实在，事后连我自己也对当时竟会有如此“出色”的临场发挥口才而十分惊奇！事后，永荔同学还悄悄地笑着给我描述一个有趣的情节——当时我站在饭厅里慷慨陈词，手不停挥，针锋相对，说到激动处，还情不自禁地握着一只鞋子在桌沿上直敲。呵呵，我自己当时竟全然不知啊！
    校领导与车队革委会的“沟通”也宣告失败了。车队领导明确表示他们只能保持“中立”，不会逼学生离开，希望学校自己与学生“协调”。
    当天晚上，我们一群男生集中在苏喆同学家中。大家谈起今天的斗争，一个个眉飞色舞，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如果说，原先许多同学对学校领导还有一种本能的敬畏心理，那么，经过了这一天的斗争，这种敬畏心理已经完全消失了。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别看他们来势汹汹，实际上都是“色厉内荏”，说起话来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被学生揪住辫子，到最后只是有气无力地一口咬定“学校有困难”，连句“警告”的话儿也不敢说了。
    虽然如此，我们都明白，这场“小鼠与大象”的斗争只是刚刚进入“白热化”，谁胜谁负，尚未见分晓。“居高临下”的学校方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我回家吃晚饭时，发现学校在今天下午竟然还派人到我家里“家访”，可因为我父亲下乡、母亲只是劝说几句，他们的“家访”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反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和几个班干部分析了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决定以攻为守，“主动出击”。
    于是，在苏喆同学家那盏不太明亮的煤油灯旁，在同学们充满期待的目光中，我一边想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好朋友郭永荔在一边伏案记录。也不知经过多少时间，两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稿终于写好了。一份的标题是《有几个苍蝇碰壁》，以报道的形式介绍今天的斗争情况；另一份的标题是《谬论汇编》，将学校有关领导在今天上午和下午的那些名则“理由”、实则“谬论”的言谈整理出来，并逐条逐句以“按语”形式（文革时期很流行这种文体形式）写出我们在白天辩论时与之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
    《有几个苍蝇碰壁》的口述原稿是写在三张“福建省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林业局用笺”的稿纸上，学工结束后我又誊写在一个自己订做的大纸本子里。这两份文稿现在仍然还在，基本完好。
    其内容是这样的（为了保留历史真实，此处原文照录，不作任何修改）──

   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光景，我们学工的客车队大门前。几只乌鸦在枝头上歪着脖子怪叫；大道上一晃一动的两道阴影，送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又矮又瘦的那个是我校教革组长宋××，膘头肥脑的那个是我校学工事务负责人×××。他们一进大门，又是打哈哈，又是装笑脸，声称他们是代表学校领导找我们谈心的。于是，一场所谓的“谈心”会开始了。宋××抢先发言。他讲了一大套早已准备好的“谈心话”，对我们要求延长学工时间的“愿望”和 “心情”又是赞赏，又是“可以理解”。“但是”，突然他又摆出了一副满腹苦衷的神情，又是什么“国务院的规定”，又是什么“统一安排”，又是因为“我县工厂少，学工班级多”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而深感抱歉，总之，要我们“顾全大局”，不要延长学工时间。这些话当场遭到了同学们的有力驳斥，并指出学校领导这样做是以形式主义破坏学工，企图把教育革命引上歧途。×××见宋××理亏词穷，快吃不住劲儿了，连忙也开起腔来“谈心”。他自我吹嘘“自己经常翻看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说什么“按照我的理解，毛主席说的学工、学农，就是接触一下工人、农民，看看他们怎样劳动，走马看花也行”，因此学校这样搞并非“形式”，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接触”过工人，应该可以回去了。他的这些屁话引起在场同学的极大愤慨。大家对他肆意歪曲毛主席有关指示的谬论加以痛斥，再次表示要坚决抵制学校领导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宋××见一计未成，于是又来一计：“你们可以先回学校然后抵制”。这种耍欺骗手腕的阴谋被同学们当场揭穿。宋××黔驴技穷，气得笑脸变成了一副小猪肝，叫道：“这样做你们干部要负责！”企图以此吓倒我们。但是，班干部们“我们坚决负责到底！”的坚定回答使他象条泄了气的气鼓鱼，只好招唤起×××，一前一后地滚回去了。谈心会也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四点，以学校正副书记、教革组组长组成的一支“领导队伍”（此外还有两位随同前来了解情况的工宣队同志）突然大模大样地开进了客车队。然而在车队大门两旁一副“支持教育革命的，欢迎！破坏教育革命的，滚蛋！！”的大幅标语象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一个个马上威风大煞，缩起了脑袋，连忙宣称自己是“来听取同学意见的”，要同学们到饭厅去开个“座谈会”。我们学工三周了，这些书记们一个也没来过，而在这个时候，却集体光临了，他们真的是来听听同学们的意见，还是想把我们赶回去？同学们都怀着这样一种莫衷一是的心情，来到饭厅，一个个坐好，洗耳恭听，以便反映意见。“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是林××副书记，他慢条斯理地讲了许多，也是什么“可以理解”、“但要顾全大局”、“统一安排”、“服从上面规定”。这些在早上已被同学们痛斥过的废话，完全是一个想把我们赶回去的调子，哪里还有“听取同学意见”的半点味道！果然，下面“座谈”的情况，证实了同学们的这种感觉──在“座谈”中，同学们无论提出什么意见，这些书记们根本听不进去，总是以种种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顶回去。很清楚，这些书记们下午光临的目的，一是极力为他们长期以来耍弄形式主义的手段、企图破坏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贯彻执行、把教育革命引向歧途的行为辩护，开脱罪责；二是要把我们硬逼回去。同学们据理力争，驳得他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并表示坚决抵制他们的错误决定，使他们的阴谋彻底落空。最后，这些书记们象碰壁的苍蝇一样，软硬兼施全落空，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开了。
   虽然屡屡碰壁，学校某些执意要以形式主义破坏教育革命的领导，还不死心，继续耍弄各种阴险手段，一方面想利用这个机会，挑动全校革命师生对我们的不满，以达到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恶目的，一方面用家访等卑鄙手段，对同学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目前，我们全体同学正密切注视着这场斗争的动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一切破坏阴谋，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为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冲锋陷阵！
       　　　　　　　　　　　    高二（７） 特设报道组
       　　　　　　　　　　　　　  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这个“高二（７） 特设报道组”其实并不存在，是我“灵机一动”突然之间想出来的。在之后几天的斗争中，它成为我们发布各种斗争信息的“形象代言人”。
    在起草大字报稿的时候，几个同学到文具店买回了毛笔、墨汁、白色的大字报、红红绿绿的标语纸以及大玻璃瓶的瓶装浆糊。之后，翁金鸿和郭永荔两位同学用毛笔将两份大字报分别抄在大字报纸上，我则一口气用毛笔写了好几张大标语，记得有“斗则进，不斗则退”（毛主席语录），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主席语录），“教育革命的正确方针不容歪曲！”，“发扬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誓与一切以形式主义破坏教育革命的错误领导斗争到底！”，还仿照文革时老红卫兵们的口号，写了一组“警惕有人挑动学生斗学生”、“砸烂狗头”之类虚张声势的大标语，一直干到下半夜两点多。之后，带一批同学冲到学校，翻越紧锁着的学校铁门，进入校园张贴大字报，并在校门内外醒目的位置张贴那些大标语。
    记忆中的那天晚上，天空非常非常的黑暗，真正是“黎明前的黑暗”。而我们的心中，却燃烧着冲破黑暗的激情火光……
    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新的一天未知的战斗即将到来。看着那些大字报和大标语，一种难以言表的临战“豪情”，不由悄悄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还清楚地记得永荔站在校门前那个小巷口，深有感触地轻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真是毛主席说的，‘斗则进，不斗在退’呀！”……

                  学工结束后不久几个同学的合影
                其中第一排左起两位和第二排左起两位
          都是学工斗争中所谓“高二（7）特设报道组”的成员

                                学工风波（上）

    如果说初一的第一学期是以战备为主题，那么高二的第三学期就是以学工斗争和上山下乡动员为主题。而那一场学工风波当年不仅震惊全校，而且惊动了地区和县教育主管部门（教革组），同时在30多年后还写入了莆田一中百年校庆专辑《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百年史稿》（以下简称“莆田一中校史”）。
    关于这个事件，莆田一中校史第130页是这样记叙的：
     

    事情已经过去35年了，现在回头来评述当年孰是孰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莆田一中校史中这一段记叙谬误太多，甚至连文中两处提到的学工地点都是“张冠李戴”，而且明显自相矛盾。好在参与斗争的同学都在，好在自己当年的日记、事件中涉及的重要文稿还在，多年之后在宜宾航空工厂工作时，还曾将当时双方的“唇枪舌战”写成回忆材料。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为对校史负责，愿在此将这个事件真实经过整理出来，聊为“厘正”。
    事情发生在1974年3月，离我们高中毕业只有三个月了。3月4日，高二（7）班全体同学根据学校的学工安排，来到东岩山上的莆田地区汽车十团（又称“客车队”，应该就是莆田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的前身吧）开展学工活动，计划时间是三个星期。
    事件的起因是我们班要求延长学工时间。多年来，学校安排学工时间都是两至三周。刚下厂时，由于“人地两疏”，加上不熟悉工种要求，开头一个星期往往只是在一旁打打帮手。等到和工人师傅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实际操作刚要入门，却又很快期满回校了。同学们早就对这种虚有其名的“学工”有意见了，也曾在座谈会上，大字报中，向学校领导多次反映过，但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次学工是高二（７）班全体同学中学时代的最后一次学工，对许多同学来说，也许将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学工”。当同学们迎着上班的电铃声兴奋地走进车队的大门，当同学们穿上油污的工作服自豪地拆解大客车的零部件，一个念头却象一朵乌云在心头悄悄升起：这最后一次学工，还会像过去那样“浅尝辄止”吗？……大家多么希望这最后一次学工的时间能延长一点，这最后一次学工的内容能充实一点啊！我们希望，在自己离校的时候，能真正做到党和人民所要求的那样：“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能保卫祖国，拿起笔杆能批判资产阶级”……还在学工一周时，作为团支部书记，我就代表全班同学到学校找有关领导，希望能延长学工时间，并粗浅地阐述了我们的理由，但未被接受。此后，同学们又通过班主任王忠玉老师向学校领导多次反映，但仍然是一腔热血，一盆冷水！
    眼看三周时间就要到了，同学们的情绪就象火山爆发前的地下岩浆在猛烈地翻涌着。学工第三周的星期四（3月21日）下午，班委会在厂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同学会议。当天晚上，全班同学到人民电影院看学校集体包场的电影《青松岭》。电影开映前，我受全班同学委托，找到高二年段段长陈文坤老师，再次提出要求。还清楚地记得陈段长当时用一种温和之中却不乏严肃的口气说：“同学们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学校也有具体困难，希望同学们理解。你们都是共青团员，班干部，要带头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不要意气用事。你们班一向是全校的一面红旗，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更要注意珍惜自己的荣誉呀！”我涨红着脸儿，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问道：“这么说，学校是不会同意同学们的要求了？”陈段长说：“可以告诉你们，肯定不会同意！下星期一必须回校上课！”那语气斩钉截铁，简直毫无商量的余地。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代表全班同学明确表示：“那么请转告学校领导，下星期一同学们肯定不会回来上课！”陈段长这才感到事情有点严重，答应尽快找学校领导汇报一下，看看能否适当考虑一下同学们的要求。
    可是第二天下午，同学们得到消息，学校开始在高二（１）班进行学工前“动员”。看来，学校领导是一意孤行，坚持不改初衷了！
    如果说，同学们的心中本来就象窝着一团火，那么，学校领导这一决定无异于火上浇油了！

    星期六上午，也是三周学工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和几个班干部正在商量如何取得车队的支持，班主任王老师过来通知班干部到车队小会议室开会，说是学校领导派人来了。来到会议室，看到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宋福耀老师和物理教研组组长、学工事务负责人黄明哲老师正坐在里面。一看到我们，两位“校方代表”立即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寒喧了起来，问苦道累，好不热情。一会儿人到齐了，王老师宣布开始开会。宋老师先发言。只听得他笑眯眯地说道：“今天我和黄老师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代表学校领导来看望大家，另一方面，主要是找同学们谈心。”接着，他先对同学们在三周学工中的出色表现表示了一番赞扬，然后谈到了要求延长学工时间的问题。他说同学们的愿望是好的，是关心教育革命的表现，他代表学校领导表示感谢。同学们是为了能真正学点东西，这种精神很可贵，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其实，学校领导的想法又何尝不是希望同学们多学一点东西呢？“但是”，他微微地停顿了一下，那满脸的微笑一下子被一种仿佛无限心事的表情置换了，细柔的嗓音仿佛也成了一个动人的长叹：“我们也请同学们理解学校方面的苦衷！首先，学工时间三周，国务院是有文件规定的……”他侧头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什么反应，便清了清嗓子又说道：“其次，学工计划是经过统一安排的，延长时间不仅会影响其他班级的学工，也会影响你们本学期的课程。再其次，我们县工厂少，学工班级多，联系一个学工单位相当困难，一般工厂都不愿给自己添麻烦。这次你们进客车队，也是好不容易才做通工作的。如果正在学工的班级都延长时间，势必有另一些班级失去了学工的机会……”说到这里，他又恰到好处地发出了一个沉重的叹息：“咳──！”那额头上的皱纹似乎也加深了许多：“难哪！所以，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按计划回校……”
    宋老师的发言似乎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大家一时沉默无语……
    这时我忍不住开口问道：“我有几个问题要请宋老师指教。”宋老师微微一笑，表示在注意听讲。“第一，宋老师刚才说到国务院文件规定，能不能将文件拿出来看看？……”宋老师摊了摊手儿笑着说：“文件内容是上面传达的，学校里没有。不过，国务院肯定是下了文件的！”我又紧追了一句：“那么文件是否规定三周时间超过一天就是‘非法学工’？”宋老师有点不自然地笑着说：“当然中央文件不会这样规定……”我心头不由轻轻一松，继续问道：“这么说，国务院并没有明确规定学工时间最长只能是三周啰？”宋老师不由拿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沉吟了一下，立起一个手指做了个手势：“你先说下去吧！”我又问道：“宋老师刚才还谈到由于工厂少，学工班级多，如果大家都延长时间，‘势必’有一部分班级无法学工。宋老师以前是教数学的，所以我要请问宋老师：６×０大还是３×１大？”宋老师的茶杯不由停在手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的问题很简单：假定本学期中有六个班要安排学工，一种方案是每个班学工三周，结果都是徒有形式，另一种方案是让三个班各学工六周，同学们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另外三个班暂时不安排学工──请问宋老师，哪种方案更为可取？”宋老师眼睛一转，反问道：“你凭什么证明三周时间就是‘徒有形式’呢！”我正想开口，其他几个班干部已经七嘴八舌地讲开了。他们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三周学工时间为什么没学到什么东西，班主任王老师也在一旁轻轻点头。宋老师开头还是一副极力想“耐心”听讲的表情，可后来渐渐开始不安了。他避开同学们的话锋，转过头来问我：“你们团支部有什么看法？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个人还有团支部和同学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还有个问题要向宋老师请教：到底是以效果作为时间安排的依据，还是‘削足适履’，让效果迁就时间的安排，即使徒有形式也不在乎，这样简单的问题不知学校领导想过没有？如果没想过，那就该好好想一想，而且从现在就改。如果想过了还是‘一意孤行’，那就是以形式主义破坏学工，企图把教育革命引向歧途！”宋老师显得有点儿不愉快：“不能这样说嘛！”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观战”的黄明哲老师开口了。黄老师是我们高中的物理教师，大家一向都很敬重他。他用一种似乎权威的口气说道：“刚才同学们提到学工效果问题，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他停了一下，手指在小茶几上轻轻点着：“自己经常翻看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按我的理解，毛主席说的学工、学农，就是接触一下工人、农民，看看他们怎样劳动，走马看花也行，并不是一定要学会干某种活、掌握某种操作才是学工。同学们在客车队通过三周时间的学工，接触了工人师傅，应该说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说是‘形式主义’……”话犹未了，我便忍不住大声反驳说：“你这是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请问，按你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说只要站在车间门口看看工人师傅怎么干活，站在田头看看贫下中农怎么种田，站在操场上看看战士们怎么操练，就是学工、学农、学军了?!是不是可以说只要看看报纸、喊喊口号，就是批判资产阶级了?!……谬论！……”黄老师一下子愣住了，张口结舌，不敢吱声儿了。王老师连忙让我“冷静点”。宋老师也不满地瞥了一下黄老师。我接着说：“你们的来意我们已经清楚了，请回去转告学校领导，要我们按你们的计划回去办不到！对那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我们坚决抵制！”宋老师眼睛狡黠地一转：“你们可以先回学校然后再抵制嘛！”不知是哪个同学嘲笑地说道：“既然回到学校了，还要抵制什么呢？你把我们当三岁孩子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宋老师气得脸儿通红，怒气冲冲地叫道：“这样下去，你们干部要负责！”我站起来说：“我们坚决负责到底！”其他班干部也跟着嚷了起来。宋老师看了看王老师，王老师只是耸了耸肩儿，表示爱莫能助。宋老师只好摆了摆手儿，说道：“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回去向学校领导汇报一下，请领导决定！”说着招呼黄老师离开了会议室。
    两位“钦差”灰溜溜地走了，同学们感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欢畅。但我们也知道，这仅仅是斗争的开始，仅仅是一场“前哨战”的胜利。两位“钦差”回去后，学校方面一定会感到震惊，一场更大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为此，我们几个班干部分析了一下可能发生的情况，开始“调兵遣将”，紧急布置。
    首先，我们让团支部组织委员苏辚同学代表全班同学找车队领导。一方面，是因为同学们三周来的出色表现给工厂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据理力争使车队领导感到学生们的行动是无可指摘的，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车队革委会主任恰好是苏辚父亲的老友，所以在听完我们的叙述之后，他很爽快地表示，车队将对学生的行动持中立的“不干涉”态度。
    其次，我们在同学中间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我们即将面临的压力将来自整个学校的领导层， 心头其实还是非常虚啊，只要有一个家伙“出卖”或者少数几个同学动摇退却，整个斗争肯定夭折。不过，全班同学都一致表示要坚决斗争到底。于是，我起草了一份《高二（７） 班全体同学关于留守学工岗位的决议》，用毛笔抄好后，和永荔、苏辚等同学一起利用午休时间冲回学校，贴到学校大门前。文中阐述了我们要求延长学工时间的理由和观点，最后一段结束语则又把这份“决议”变成了一份“宣战书”：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我们走定了！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我们走定了！谁想把我们引向歧途吗？谁想耍弄手段从中作梗吗？请他好好掂掇掂掇高二（７） 班同学的革命精神和意志是一种什么分量吧！”时隔二三十年，现在省税务学校任教、当时高二（6）班的苏冠勇遇到我，还曾笑着提到这段话……
    我们还与班主任王老师达成了“默契”。王老师承认同学们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但面对领导的压力，这位温和善良的大个子感到很为难。同学们理解王老师的处境，一不要求他表态支持，二不将他牵连进有关的行动。王老师表示要进一步向学校领导反映同学们的要求，也希望同学们注意“方式方法”，尽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同学们回到自己所在的学工岗位，向工人师傅们解释即将采取的行动。师傅们本来就舍不得同学们离开，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有几个师傅还说要组织工人公开支持。考虑到车队和学校的关系，我们请他们暂时不要出面。
    “大战”前的各项“备战”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对于斗争的结果，我们没有丝毫的把握……
    那个星期六的中午，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强烈感觉，至今想起来还跟铅锭坠心一样沉重，压得人心头发慌……

                        莆田一中百年校庆专辑

                       莆田一中校史目录

                                     初中的第一学期

    根据毛泽东“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当时的初中、高中学制都缩短为两年，我们的初中和高中却分别读了两年半（初一和高二各为三个学期）。
    现在来看，那两个分别增加的学期（初中的第一学期和高二的第三学期），竟然颇有“共性”——都不怎么读书，都是中学时代最不寻常和最难忘的一个学期。
    看看初中的第一学期——
    从陈肇聪同学保存的初中第一学期成绩单上看，那个学期只开政治、语文、数学、农基（农业基础知识）四门课。不过我的印象中，应该还有一门英语课，教材是油印的，由一个梳着两个齐肩短辫、刚从厦门大学毕业的年轻女教师上课。由于整个学期大部分时间都被各种活动占用，所以那个学期的英语课，除了26个英语字母外，只上两课，一课的课文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ve Chairman Mao！”，另一课的课文是“We study hard for the revolution！”。实际上，还开设有“音乐课”，但没有专门的音乐老师，而是由班主任、年轻的数学老师王仁权来教唱歌。
    虽然第一学期（1969年9月-1970年1月）书读得不多，但回想起来，仍然给人一种热火朝天的感觉。
    这个学期之所以没有真正读过多少书，跟当时十分紧张的战备形势有关。1969年3月，距我们初中入学前不到6个月，中国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一个叫做珍宝岛的小岛和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边防军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严重流血军事冲突。毛主席在4月初的中共九大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频频挑起冲突， 1969年8月13日，又武装入侵我国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地区，导致我边防巡逻队数十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个17岁的小战士重伤生还）。双方剑拔弩张，整个中国因此进入紧张的全面备战状态。解放以后一直驻扎在莆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也于1969年11月调往山西侯马，准备与“苏修”开战。在这种形势下，台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集团也蠢蠢欲动，企图趁虚而入，整个福建前线战争空气骤然紧张。
    记得刚入学不久，学校突然通知说，据上级通报，今年国庆节期间蒋介石可能要派600架飞机来袭。所以那一段时间，天天都在进行防空演习，主要是熟悉路线和学会隐蔽。学校要求学生在警报响起后必须从教室有序冲出，经过大操场、学校后门，跑过福厦公路和天九湾大桥，进入桥那头的荔枝林“隐蔽起来”。整个过程不得超过10分钟，因为通报说从发现敌机越过海峡中线（空袭警报开始拉响）到飞机临空，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后来虽然敌机没来，但战争之弦并未放松。全校学生半天上课，另外半天要么到数里外阔口大桥桥下的木兰溪沙滩去挑“战备沙”回校，要么在校园里开挖“防空壕”，把偌大一个学校操场挖成了弯弯曲曲的壕沟大迷宫。期末（1970年1月初），我们二连几个排还开到杨梅山上的原农业中学校区挖地下“防空洞”，为此还专门组织同学去看电影《地道战》，并且集体步行到涵江镇，参观学习涵江六中师生设计和开挖防空洞的新经验。
    时隔40多年了，犹记得当年从阔口到校园那条几华里的砂石公路上，成千上百个稚气未脱的同学们挑着一担担“战备沙”，来来往往，浩浩荡荡，个个你追我赶、挥汗如雨的火热情景……为了提高效率，一个叫陈碧萍的女同学还把自己家里木制圆凳拆下来，给排里自制的独轮车做轮子。
    同样是为了战备，学生干部们晚上还要经常参加城区查户口。通常是晚上9点多钟到学校集合，戴上红袖圈或红卫兵胸章，然后宣布纪律并分成若干个小队，等到11点半左右开始出发，在街道干部、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带领下，在整个城区挨家挨户敲门检查人口，把那些没有户口也没有到街道登记的人带到街道审查，通常都要到下半夜一两点钟才结束。
    那时候的学生，晚上不读书，但是活动很多。排里组织若干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每周两三个晚上按小组集中政治学习。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由住在衙后、后街的约十位男同学组成，记得有黄启燊、黄铁雄、谢天临、吴友书、黄寿宁等，学习地点是后街黄铁雄家的那个红砖厅堂。有一次学完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不知是谁提议说旧社会贫下中农“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我们应该吃顿“忆苦饭”，这样不会“忘本”，大家一致赞同。于是，第二天我特地请来自农村的保姆带我们到城外挖回一些野菜，又从家里拿了一大碗养鸡的米糠，晚上在铁雄家煮了一锅叫做“忆苦饭”的稀粥。之后，排里其他小组也仿效起来，而且有所“创新”，不但有“忆苦”，还有“思甜”——吃完“忆苦饭”后再吃一碗红糖熬的甜稀饭。后来，全校都开始风行吃“忆苦饭”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全校学生干部开会后“吃忆苦饭”，由于人数太多，食堂的炊事员便用白菜帮代替野菜，可能还故意做得有点儿酸，似乎带点馊味，是所有忆苦饭中最难吃最难咽的一次——不过卫生没有问题。尽管难吃，校领导亲自带头装碗，有些同学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精神，还特地多吃一碗。
    这次我们在台湾大酒店聚会，订餐时特地要求晚宴的第一个菜应该是白菜帮、苦介菜煮粥的“忆苦饭”，还交待说不要加任何调味品，准备好好回味一下昔日“忆苦”的感受。不料酒店的大师傅们一定是太年轻了吧，不但把它排到最后才上，而且把“忆苦饭”煮成美味菜粥，弄得组委会成员们啼笑皆非，只好让大家从美食中寻找“忆苦”的感觉了……
    入学不久，每个排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晚上甚至上课时间排练节目，参加全校文艺会演。二连六排宣传队组织起来之后（记得有副排长杨庆鸿、原来参加过街道宣传队的苏喆、林荔英等几个同学）），有一天突然说男队员不够两个。不知是谁想出了馊主意，非要排长“带头”参加。同时被点名“入队”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吴友书同学。老夫当年是个脸皮极薄的人儿，早上“天天读”时在班里读报纸都不敢，如何敢上台演出──死活也不答应。他们就搬出当时的班主任王仁权老师。一天下课时，王老师让我和友书两人晚上七点半到他宿舍“有事情商量”。七点半我们准时来到王老师的宿舍，一推门，见排文艺宣传队的同学都在里面，知道不妙，正想退出，王老师绷着笑儿把我们叫住，又故意板着脸儿语气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让我俩跟着他们下楼排练。无奈之中，我只好提出要求：一，不要让班里的其他同学知道我们参加了宣传队；二，只在晚上悄悄参加排练，不参加白天上课时间的排练。他们当场答应。果然，有一段时间，除了宣传队员，班里其他同学都不知道我和友书也是宣传队员。我们也暗暗庆喜，心想到时候反正脸上一化妆，谁也认不出来，几分钟就下来了──尽管一想起上台，心儿就怦怦乱跳了起来……
    谁知，好景不长。一天自习课时，突然通知全体宣传队员马上到学校大礼堂参加彩排。宣传队的同学一个个起身出去了，我却装作若无其事，坐在那里“做作业”，心里则在嘭嘭嘭地直打小鼓儿。过了一会儿，有个女同学又跑回教室喊道：“宣传队的同学都到礼堂去彩排！”我心中叫苦连天，但还是不动声色，装作没听见，吴友书也跟我一样“装聋作哑”。她使劲儿地瞪了我们几眼，又喊了几遍，见我俩还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由火了，竟大声喊出我的名字，话音未落，全班同学的目光一下子都惊奇地转了过来，把我羞得简直无地自容，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着气儿，红着脸儿，像个被活捉的小特务一样，垂头丧气地站起身来，跟着她走了。记得那次上台，演的是舞蹈《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台湾》。虽然只有几分钟，却好像有几个月，幸好……坚持住了，没有“晕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粉墨登场”……
    现在许多影视节目都在彰显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如何崇尚集体主义，崇尚大公无私，崇尚牺牲精神，崇尚艰苦朴素。其实，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崇尚劳动者。正如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毛主席语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军人（所谓“工农兵”）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即使是车站码头的搬运工人，甚至糞便管理处倒马桶的环卫工人，也受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一套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绿军装，成为年轻人最时髦的着装。相反，原来高高在上、厚禄盛名的各级官员、学界权威、艺术名流，都被贬到社会的底层，甚至经受着可怕的折磨。在那个时代，劳动者最光荣，不会劳动是一个年轻人最大的耻辱。
    那个初一的第一学期，我自己也经历过从书生到劳动者的“脱胎换骨”的艰苦转换。
    那是入学不久的一天下午，全班同学来到城区坊巷，参加清理道路土堆的劳动。那时候的我，从来没挑过担子。因为父亲是解放时接管莆田县政权的南下干部，母亲也是县委组织部的干事，作为干部子女，虽然并非莆田学院林震博士所调侃的那种“纨绔子弟”，但因为父母经常下乡工作，从小家里就有保姆。初中时我还因为家里的保姆名叫“阿钰”，被一些调皮的男生起了个“阿钰”的外号。
    那天清理土堆的主要任务，是把堆积在路边的一大堆砖土挑到百米外的空地。开始时，红卫兵中队长、我的邻居王健华知道我不会挑担子，加上我从小体质差，年龄也比班里大部分同学小一岁，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排长”，就让我用锄头给挑担子的同学刨土。可是，我刨了一会儿土，看到大家都在你追我赶争挑重担，自己却跟几个瘦小体弱的女生在一边刨土，又想起毛主席说的“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真得感到好难为情啊！犹豫了一会儿，跟一个同学说我来挑一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挑担子，记得当时扁担两头的大畚箕一边只放一块砖，在别人看来简直是个空担，可自己一挑起来身子就被“压”歪了，脚也不听使唤，踉踉跄跄，东歪西斜，一路上同学们都在哈哈直笑，连班主任王老师都在捂嘴偷笑，让我还是去刨土。当时，自己真是羞愧难当，就像俗话说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也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当天回去后，我向保姆大声宣布，从今天起我要负责挑水（当时城里居民家庭没有自来水）， 不料却被保姆断然拒绝。她怕人家说闲话，“让人家的孩子去挑水”……
    好在当时劳动很多，自己决心很大，于是利用早上到学校给班级菜地浇水、到阔口挑“战备沙”等各种机会，从小半桶水、小半担沙开始，苦练“铁肩膀”，到这个学期末，自己便从一个原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书生，开始成为“初步合格”的“劳动者”，已经能够挑上满满一桶人糞尿行走自如，和一般同学“并驾齐驱”了。几年后到红旗水库上山下乡时，作为知青中队长，无论是下山挑货还是上山挑石，自己都能“重担在户”，“身先士卒”，丝毫不比其他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山友逊色了，还因此得了个美称——“铁钉筯”……

                              陈肇聪同学初一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单

                      陈肇聪同学初一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单（背面）

莆田县城厢五七中学二连六排  莆田一中1974届高二（7）班
                   2010年新春聚会

时间：正月初二下午
地点：台湾大酒店二层大厅

14:30-15:30 报到，领取纪念品

15:30 活动开始  (主持: 林荔英)
1、全体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指挥：陈智敏，领唱：吴莉莉等）
2、老班长点名  (女生点名：方培蓉；男生点名：周国雄)
3、组委会致词（王振鸿）
4、全体合影
5、班史回顾 （陈绵献）
6、王仁权老师讲话
7、杨锦靖老师讲话
8、老歌回唱（当年歌咏比赛唱过的歌） （指挥：陈智敏）
    ①《颂歌献给毛主席》
    ②《一花迎来万花开》
    ③《七律•长征》
    ④《接过雷锋的枪》
    ⑤《大刀进行曲》
    ⑥《毕业歌》
    王仁权老师和同学：
    ⑦《草原英雄小姐妹》插曲 （当年王老师在班里教唱的歌曲之一）
9、同学昵称大回顾 (男同学逐一进行)
10、自由交流
11、晚宴
12、博饼游戏

两位参加聚会的老师是——
左：王仁权（二连六排班主任、中学时期数学老师）
右：杨锦靖（二连连长、中学时期的政治老师）

                            我们的高中班主任

                         王忠玉老师（1974年）

    高中阶段的班主任是王忠玉，一个中国话讲得不如英语好的印尼归国青年，一个脸上总是挂着亲切微笑、似乎永远精神焕发的阳光美男、一个喜欢穿运动鞋和白色上衣的温和的大个子。
    王老师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据说是印尼富家子弟，他的夫人蒋吟莉也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而且是我弟弟的班主任，家里据说更是富豪。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回国读书，毕业后就留在国内，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学校操场上经常可以看到若干个一米多高的大圆藤筐，就是他们在印尼的父母寄来的物品。
    和习惯于数学界的“曲径通幽”、总是喜欢低调处事的王仁权老师不同，王忠玉老师当年是厦门大学的足球队员，在一次比赛中腰部受伤，从此退出所喜爱的足球运动，但体育爱好者那种强烈进取和拼搏的精神并没有因此消失。如果说，高中阶段我们班无论是文化课学习还是班级工作都开始走到了全校的前头，那么，可以说王忠玉老师那一颗热情似火的进取心便是其中最强劲的驱动。这种精神烙印很多年来都在激励着我们许多人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进取。作为一个归侨青年，他对党和国家有着一种最真切最朴素的挚爱。在平时的聊天中，他对自己一直入不了党深感遗憾。他担任班主任工作是全校最出色的，我们班从高一开始一直是学校最优秀的先进班级，他本人每年也都是学校当之无愧的先进教师，可是由于家庭出身和归侨身份的影响，直到我们高中毕业，他还不得不继续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和面冷心热、在学生面前总是不苟言笑的王仁权老师不同，王忠玉老师跟学生在一起，就像好朋友一样随和。班里那位从精神到风度到性情都颇似《红楼梦》中那个宝哥哥的严泳海还经常搬弄一些歪理故意找他辩论，比如要他回答“雷锋有没有私心”，为此两个人会像两个小学生一样争得面红耳赤，而且往往都是王老师口拙败阵，不得不由其他同学笑着出来“痛加反击”。
    两年半的相处，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则是王忠玉老师的热情和单纯。
    这是1986年8月自己大学毕业后在航空工厂工作时写的一段回忆文字：

    良师，就是英语老师兼班主任王忠玉。这位当年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青年，剑眉大眼，魁梧高大，是个典型的美男子。他的中文没有英文好，常常将“一只公鸡”说成“一个公鸡”，“一张桌子”说成“一个桌子”，不过，只要同学们指出，他便会立即带着歉意的微笑当场更正并致谢。他如今虽已过了“而立之年”，思想还是那么单纯，工作还是那么热情，对同学又总是那么倾心吐胆相待。他以自己特有的宽厚心胸和真诚为人赢得了全班同学衷心的敬爱。在这个“师道尊严”痛受批判的年代，像他这样在同学中拥有真正威信的老师真是“寥寥无几”的。他对人从不抱以成见，不过，作为教师，他毫不掩讳自己对学习勤奋的同学的偏爱，对虚掷光阴的同学的痛心和期待；他为人从不争长较短，不过，作为班主任，他却把那种“只求无事，不求上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态度当作最大的渎职。那次劳动竞赛，就是他为了改进班级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向班干部提议开展的。在同学们心中，他是位令人尊敬的师长──不过，有时，他又单纯得像个大个子的同学。比如，每次期终考试之后，当他在班里宣布“我们班这次各科平均成绩又都是全校第一”时，他常常会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露出了孩子一般满足的笑容。又比如，有一次，校运动会时，班里一位参加百米决赛的同学因为赌气不想参赛。他找到了那位同学，那位同学正在气头上，随口嚷了一句：“我没有鞋子！”他竟信以为真，马上把自己脚上的新回力鞋脱下：“来，穿我的！”看着面前这位“赤脚先生”，那位同学又是好笑，又是感动，一时传为“笑谈”。

    文里提到的运动会，是指1973年10月15日校第六届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上的一件小事我至今未忘。在这个中学时代最后一次校运动会上，一方面因为自己是团支部书记必须“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一方面要继续保持高二（7）班上届运动会年段第一名的竞赛红旗，在王老师和其他同学的鼓励下，我硬着头皮报了参赛项目，而且一口气报了3000和5000公尺两个长跑项目。这是自己第一次报名参加校运动会的比赛，因为自己小时候瘦弱多病，小学成绩单上其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惟有体育和写字两项都是“及格”。文革几年整天和小伙伴们上街看大字报，夏天天天下河游泳，体质有了明显改善，但无论是短跑还是投掷还是跳高跳远都实在太差了，到了大学第一学期体育课手榴弹和铅球考试还不及格补考，惟有游泳和长跑还算“强项”，特别是那几年天天早晨和郭永荔等几个好朋友一起绕城跑，耐力似乎还不错，但对于强手如林的校运动会，根本没有拿名次的念头，只求能“坚持到底”。记得在5000米长跑途中，王老师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跑到跑道边上一直给我加油鼓劲，晕晕乎乎奔跑之中，王老师还递给我几根火柴棒似的草根儿，让我放在嘴里咀嚼，却被我一下子咬烂吞下。最后在王老师和同学们的高声呐喊中我奋力冲刺，竟然获得了5000米长跑第三名（前两位都是校运动队的长跑队员，把我甩下整整一圈）。这意外的成绩连我自己也惊呆了，后来我才知道，创造“奇迹”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王忠玉老师——王老师在中途给我吃的，是印尼寄来的一种洋参根……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去上山下乡。当时高二（7）班有10位同学报名来到紫云山间的华亭公社红旗水库知青场。7月1日那天，王老师冒着酷暑跟着我们坐车爬山，把我们送到红旗水库，还在山上住了两个晚上，向公社派来的带队干部介绍各个同学的情况，临别时还一再嘱咐我们不要放松学习，“可能要恢复高考”。 我们把王老师的话记在心上，在艰苦漫长的耕山岁月中一直没有放松读书。恢复高考时，我们高二（7）班在红旗水库知青场的10位同学，有8人考上了大学，其中本科大学7人，专科1人。
    1975年初，传来王老师一家要回印尼继承家产的消息。后来听说，为了继承家产的事，王老师和他也在闽北当教师的弟弟还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两个家庭都不肯回去“当资本家”。两兄弟互相推了好长时间，因印尼法律规定财产不能转移到中国，而他是长子，最后经有关部门做工作，他才不得不回去。
    1975年3月2日，王老师一家离开荔城出国了。前一天下午，得知王老师明天就要出国的消息，我们知青场10个同学约好一定要下山送他。当时在红旗水库分场的只有我和陈金英同学，其他几位同学在5公里外的龟山分场。当我在下午收工时打电话催他们下来一起走时，想不到在龟山主持工作的公社带队干部林福连竟然不肯批准。这位只比我们大几岁的农村青年，认为春耕正忙，“一下子走这么多人不好”，而且他坚决反对革命青年去给“出国当资本家”的老师送行。尽管同学们给他解释只请半天假，尽管许多同学给他描述了王老师有口皆碑的为人，李澄君等几个女同学甚至都急哭了，他还是那样“铁石心肠”，不予批准。我在半山腰的红旗水库分场等到天快黑了，眼看再晚山路不能走了，龟山分场的同学还是不能下来，真是气愤至极，怒掷电话（第二天我还写了一封长信让人捎给林福连，怒斥他的行为，在场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然后带着陈金英匆匆赶下山。记得走到山脚的霞花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第二天清晨，我们早早就赶到莆田汽车站，王老师既感到意外，也非常高兴，握着我们的手嘱咐说一定要好好劳动，不忘读书，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参加高考（当时只能推荐上大学）……
    1975年3月2日上午8点40分，我们全班同学都敬爱的王忠玉老师离开荔城出国了。王老师出国之途并不顺利，在香港呆了两年多手续还没有办好。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来信，信中充满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怀念，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报效祖国。之后，随着高考恢复、联系地址变动（当时我们无法向境外写信），王老师与我们的联系从此中断，转眼已经30多年了。本次聚会活动，全班同学有个一致的愿望，就是希望王忠玉老师能回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组委会负责人王振鸿同学甚至表示可以出路费请王老师回来，可是多方联系，仍然音信渺茫，成为充满喜庆的聚会活动最大的一个缺憾……
    敬爱的王老师，你在哪里？高二（7）班全体同学永远想念你……

                         我们的初中班主任

                        王仁权老师（1990年）

    二连六排（初中阶段）的班主任是王仁权老师。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略为凹进的眼窝和略为凸起的颧骨，似乎总是带着数学老师们特有的严谨表情；那略为清瘦的面容和略为杂乱的头发，似乎貌不惊人而且数十年未变——可是一到课堂上，那深邃的眼睛里，却分明闪动着只有研究数学的人们才会有的睿智专注的光彩。
    这次聚会上，在观看电子演示文稿班史回顾后，我们印象中一向严肃的王老师显得十分动情。他在即席讲话中说，我们班是他60年代初从教以后第一个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也是唯一一个从初中入学到高中毕业全程承担数学教学的班级。几十年来他教过的班级和学生无数，许多班级的聚会他都没有参加，但是我们班的聚会他一定参加。临别时，他还非常激动地对全班同学大声说道：“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再过几年、十几年，你们班如果还举行聚会，一定要通知我参加”……
    这次他是特地从百里之外的泉州赶回莆田参加我们班的聚会。一向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的他，退休闲居多年，今天却变得跟年轻人一样激情洋溢，也许，还因为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也许，还因为我们共同拥有过那些不平常的往事。
    王老师是泉州人。文革前，他已经是莆田一中的数学教师。当时福建省连续三年荣获全国“高考红旗”，莆田一中则是福建省最醒目的一面红旗。能够进入大名鼎鼎的莆田一中当数学老师，学生时代的他，一定是个在学业和专业方面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王老师是当年莆田一中校园人们公认的最敬业、也最优秀的数学老师。记得高中的时候，省教革组派人来校听课，听课的专家课后评价说王老师是“莆田一中最好的数学教师”。他当我们班主任时，大约30岁吧，还未结婚。当时的教材内容很浅，而且要求“考试不能把学生当敌人”，所以期末考试的考题也不太难。在这个情况下，如何提高数学课的教学深度和广度呢？每次临近期中、期末，他就巧妙布置了大量的“思考题”，这些题目都是文革前中学生们的作业题、期末考题甚至高考题，于是，那段时间班级的黑板报上，总是一版又一版的“数学思考题”。虽然没有要求大家一定去做，可许多同学以为这就是考试的要求，就一题一题去分析去解题。总是等到期末考试试卷发下来了，大家才发现原来考题这么简单，只有一两题“附加题”难度大一些。初二上学期到高二上学期，是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的时期，全校都在“批极左”的口号下狠抓“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学习质量，他更是“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机会布置他的数学和几何“思考题”，并鼓励同学参加年段和全校的数学竞赛。记得1971年四月（初二上学期）我们班到莆田糖厂学工三周半，每天晚上，我们住宿的大库房双层铺上，都有许多同学都趴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题到深夜。我的视力就是在那个时候从0.3～0.4急剧下降到0.1。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班在恢复高考后那么多同学考上大学，跟王老师这类好教师在那种环境下仍不放松要求分不开啊。
    由于眼睛近视又不好意思戴眼镜，平时上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我完全看不清楚，特别是几何题的作图和推导，根本看不见，只能在课前课后“以勤补拙”。我每次遇到难题去问王老师时，他总是条分缕析、从原理上给我解答，所以虽然我的中学数学实际能力并不太强，但每次期末考试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过如果考试（特别是平时和期末考试）不是发试卷，而是把题目抄在黑板上，我就不得不请坐在我身旁的同学帮我抄题，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代价就是默许他抄袭我的解答。记得有一次几何考试由于抄题者抄错图形，我还得了平生的第一次“不及格”（尽管王老师把它涂改成“60分”）。王老师后来发现了，总是事先用纸把题目抄几张，在考试时一声不响地把题目放在我的桌上。我参加高考时尽管复习时间非常短促，但考完数学后出来对题时发现自己竟然比文革前在莆田二中读高二的邻居大哥考得还要好，反而把自己吓了一跳啊！
    当年的王老师给我们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淡漠名利，不喜欢随波逐流表现什么，这也影响到他带的班级。他担任班主任期间，从不主动要求我们去做什么。但对于“吃忆苦饭”之类班级同学在校内首创的各种行动，对大家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他又总是用某种赞许来表示无声的支持。他工作和教学兢兢业业，但似乎政治上不求上进，应该属于那种“专而不红”的人物，估计那个年代他没有申请过入党。这一点也影响到我自己。在走出中学校门几十年间，在知青场，在航空工厂，在莆田高专，自己曾获县、省知青积极分子、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莆田市和福建省优秀教师等诸多荣誉称号，也因此多次得到党组织的暗示或明示，希望我能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我从来不曾改变过主意，宁愿像王老师那样，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不过，奇怪的是写本文时上网搜索一下，在一篇“中共莆田第一中学委员会下属支部及党员名单”的网文中意外地发现了王老师的大名——与他同名同姓？还是我们的王老师“与时俱进”了？……
    当年的王老师在我们印象中真是多才多艺。他不但教我们数学，还客串音乐课老师教全班唱歌（记得一直到了高中，全校才有一个专业的音乐老师陈华山）。他总是把歌谱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挂在教室前面，然后先教简谱，再教歌曲，声情并茂，而且跟他上数学课一样“一丝不苟”，每一个音符都不放过，包括那些非常容易疏忽的装饰音。还记得他在教室里教的第一首歌是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主题歌：“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边飘浮的云彩白，云彩白，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这次聚会，计划中的一个节目就是请王老师再次给我们教唱一遍这首歌，王老师笑着婉拒了，还宣称自己“不会唱歌”，呵呵，大概也是一种“难得糊涂”吧！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王老师是一个文理兼优的“复合型人才”。因为他不仅精于数学，而且酷爱文学，文学功底很好。当时我们晚上经常到学校搞集体活动，有空闲时间就到王老师宿舍里去玩。记得他的书架上除了数学和少数几本时事政治书及伟人著作，还有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书，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整套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作为小学生，我们没有学过什么古文，到了中学，批判“封资修”，除了语文课里有少量毛主席著作引用过的古文段落或寓言典故，图书馆时根本借不到这类古籍图书。所以王老师的《中华活叶文选》成为刚进入初中的我了解和学习古代中国文学的入门书。通常是大家在王老师宿舍里大声聊天说笑，我就在一边像饿极了的小狼一样，捧着《中华活叶文选》，如饥似渴地一遍遍翻看。虽然许多地方读了似懂非懂，但读着读着，感到自己的面前似乎打开了一扇巨大宝藏的大门。印象最深的有《长恨歌》、《快嘴李翠莲》、《项羽本纪》、《风赋》、《登徒子好色赋》，还有李清照的那首五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上大学后有一天，我在南航书亭发现了上海古藉出版社1979年2月修订重印、全套五本的《中华活叶文选》（合订本），真是“如获至宝”啊，花了约4元5角（相当于半个月的伙食费）赶紧买下，珍藏至今。感到遗憾是，那首作为“补白”的李清照绝句，在修订时大概被“调整”了，怎么也找不到……
    “平淡如水”是王老师的表面形象，“秀外慧中”才是王老师的真实写照。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谨以此文献给莆田县城厢五七中学二连六排、莆田一中1974届高二（7）班全体同学

    这个虎年的正月初二下午，在莆田市区凤凰山麓准四星级的台湾大酒店二层大厅，2010年莆田县城厢镇五七中学二连六排、莆田一中1974届高二（7）班新春同学聚会在这里举行。
    聚会活动以一首当年我们班级在全校歌咏比赛中荣获第一名的大合唱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开始。当年领唱这首歌的吴莉莉同学又一次站在红地毯铺就的台前，当年指挥这首歌演唱的陈智敏同学又一次站到全班同学的面前，那闪着银光的指挥棒又一次在空中划出了优美流畅的弧线，当年在全校歌咏比赛中激情高歌奋力夺冠的全班同学又一次在那优美宽阔的音乐中齐声歌唱……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聚会大厅的投影幕上，一屏又一屏电子演示文稿吸引着大家的目光：五十多张纪录着昔日时光的老照片，十多份完整保留那个时代痕迹的初、高中毕业证书和学期成绩单，一篇篇潦草原始的日记文字和大字报手稿，还有那本2006年才编辑印制的《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百年史稿》……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不仅是大约40年前我们班的比赛获奖歌曲，不仅是今晚电子演示文稿的总标题，而且，是我们班级史光荣而真实的写照：从二连六排到高二（七）班，我们的班级一直是那个年代莆田一中校园里最醒目的一面红旗。从二连六排到高二（七）班，我们的班级一直是莆田一中校园中最富有生气、最团结友爱、最齐心一致、最富有学习精神和战斗精神的班集体。她就像那个时代莆田一中百花园中迎风盛开的一朵最鲜艳的山丹丹花，在金色的学生时代，闪放着最耀眼的光彩。
    充满激情和欢乐的聚会圆满结束了。
    这一段时间准备聚会活动的材料，夜以继日，感觉非常累。现在曲终人散，真想好好休息啊！
    可是，聚会的激情并没有就此消失，相反，还在心中久久地激荡……
    突然有个想法：将自已花费许多时间制作的电子演示文稿中长话短说的和言而未尽的班史材料整理成文字，献给同学，献给我们的二连六排、高二（7）班，献给那个充满激情的学生时代，也献给我们曾经学习和战斗过的中学母校。
    现在，就开始这项可能会很冗长也很累人的工作吧。
    题目还是叫做——《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我们的班级

    以前我在班里，平时与女生几乎不讲话。可是在这次聚会活动上，那些毕业35年来从未见过面的女生竟然还能很快认出我，亲切地称我“班长”，使我吃惊不已。
    其实，我从来没有当过这个班级的“班长”。在初中，它叫做二连六排，我是“排长”，排下面有四个班，“班长”相当于班级里的小组长。高中称为高一（7）班、高二（7）班，我也没当过班长，只当过团支部书记。班长是方培蓉同学，一位性情温和、任劳任怨、有一对浅浅酒窝的圆脸女生。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我们的班级，诞生于大革命的风雨中。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开始停歇，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极度狂热和混乱的斗争进入“巩固已有成果”的相对平静的阶段。
    1969年秋季，莆田县部分中小学恢复办学，这些学校自1967年初以来已经停课整整两年。莆田县城原来有一中、二中、五中、荔城中学、农业职业中学等五所中学，大多面向全县招收学生。而在1969年9月，只在原莆田一中校区组建一个全新的“莆田县城厢镇五七中学”，招收城区户籍的66、67、68届小学毕业生，共有1431人，全部免试入学，并参照解放军连排建制，分别编为一连（小学66届毕业生）、二连（小学67届毕业生）、三连（小学68届毕业生），共28个排。
    于是，一群来自“城厢公社立新大队”（文革前叫做城厢镇长寿街）的小学67届毕业生，一群还沉浸在大革命的兴奋之中、面容稚嫩、戴着毛主席像章的红小兵，成了“城厢镇五七中学”二连六排的第一批同学，排长是我，副排长杨庆鸿。入学不久，学校成立红卫兵团，各连成立红卫兵大队，各排则由少数出身好表现好的同学组成“红卫兵中队”，以代替当时尚未恢复的校内各级团组织，中队长王建华。1970年初，二连由十个排调整为八个排，“城厢公社红星大队”（文革前叫做城厢镇英龙街）小学67届毕业生组建的二连一排被完全拆分后，该班的方培蓉等9个同学被调到二连六排。
    我们的初中上了五个学期，毕业时，是1972年1月。班主任是王仁权老师。
    1972年春季，我们初中毕业进入高中。并不很难的毕业考试淘汰了少数平时表现太差而且学习也太差的同学。也许是受“读书无用”思潮的影响，部分同学（特别是女同学）由于各种原因自己放弃了升学。于是，约60个同学的二连六排只有41人升入高中，其中王健华、林伯珍、林为英、宋黄星四位同学升学后又被调到同一年段其他班级。
   高一阶段学校还叫做“城厢镇五七中学”，但随着主持军队的林彪元帅在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叛逃外蒙全家摔死在温都尔汗荒原，文革时期许多所谓“极左”（包括军事化）的做法开始废除，所以年段和班级开始按普通中学的习惯编排。以二连六排的37位同学为主体，从原二连七排调入王振鸿等9位同学，从新二连一排调入温琼英等三位同学，从二连五排调入吴建荣同学，组成了50个同学的高一（7）班。开学后不久，来自福州的苏辚同学转学进来，高一下学期原三连五排的张文宇同学也转到我班，但周国雄和姚荫瑞两位同学则在年底因其体育特长而特招入伍。
    高一（7）班的班长周国雄，团支部书记吴建荣。我当了不长时间的班学习委员，不久便被任命为年段的红卫兵大队副大队长，负责年段红卫兵大队的宣传工作（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等）。
    按当时缩短了的两年制学制，我们本来应该1974年元月高中毕业。据说为了恢复正常的夏季招生，又延长了一个学期，所以我们高二阶段一共上了三个学期。
    高二（7）班班长方培蓉，团支部书记是我。从原三连五排和三连六排转入黄坚等5位同学，其间陈维山退学，洪维仁转学，毕业时全班共有学生53人。
    高中五个学期的班主任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印尼归侨青年王忠玉。王仁权老师担任高二（6）班班主任，但仍然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
    从二连六排到高二（7）班，我们班一直是学校每次派出开拓重大任务的“精锐部队”：首批到莆田糖厂创建学工基地的两个班级之一，首批到笏石公社温东大队开展教育革命实践活动的两个班级之一，第一个到莆田地区汽车十团创建学工基地的班级……
    从二连六排到高二（7）班，我们班一直学校里最优秀的红旗班级：在全校最早发起吃“忆苦饭”等活动，在全校最早发起“比觉悟、比学习、比工作、比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校最早发起“红卫兵战士上讲台”，在全校歌咏比赛和全校运动会屡次荣获第一名，在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的那两三年学风最好，各学期期末各课考试平均成绩在全校屡屡排名第一……高中毕业时，教室前后挂满了各种奖状和锦旗。恢复高考后，全班共有22人考取，其中考入本科院校16人，是莆田一中1974届15个班中考取人数最多的班级。
    从二连六排到高二（7）班，我们班也是学校里最负威名的战斗集体：特别是到了高中阶段，最早在全校发起教育革命大讨论，发扬老红卫兵“敢批判、敢斗争”的光荣传统，无论是对读书无用思潮，还是对校内不良风气，从黑板报、小评论、大字报、宣传报道、文艺演出到讽刺漫画和连日笔战，从读书的校园到学农的村庄到学工的厂区，“拿起笔杆作刀枪”，鞭挞和批判各种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以致学校领导特别指示那位又高又瘦极其“抠门”的学校总务：高二（7）班同学要领取写大字报用的墨水、纸张、浆糊，必须不加限制地“敞开提供”。当年震动全校的车队学工斗争事件，则在2006年莆田一中百年校庆时，被记入百年校史专辑《莆田一中百年史稿》，是整个校史中唯一被单独列入并大段记叙的班级事件。
    有幸成为这个班集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此感到光荣和骄傲……

               即将进入中学的我们

          那时候的我们，似乎还未褪去“红小兵”的稚气

                             那个拂之不去的人生片断……
                                   2009-11-17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昨天晚上刚播完为庆祝人民空军建军60周年而摄制的电视连续剧《鹰隼大队》，今天晚上又开始播放以航天科研为背景的保密题材电视连续剧《密战》。
    两部电视剧，一部反映的是我空军精锐飞行员驾驶最新型的歼10飞机叱咤蓝天的战斗生活，一部讲述的是我反谍保密人员与窃取“星讯六号”卫星技术机密的敌对势力殊死斗争的曲折故事。
    自己并没有过这些空军部队和航天科研经历，不知为什么，许多似乎淡忘了的往事还是被悄悄触动了。
    看着剧中飞翔在蓝天上的歼10飞机，不由想起了当年这个机型初研时的“10号工程”……
    看着剧中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322所工作的罗振华，不由想起了同样是1982年毕业分配到570厂工作的自己……
    看着剧中那些辛勤工作的中航服务队科研人员，不由想起当年废寝忘食投入产品试制的设计师生活……
    看着剧中那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敌对势力侵扰，不由想起当年频繁出差时那种总是莫名紧张和警觉的心情……
    甚至，看着剧中科研人员大声背诵“N不该”的保密守则（“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也不由想起进厂报到那天接受的保密教育和那本被告知从此不可缺页的红皮《保密手册》……
    整整15年风平浪静的校园生活，那过去的一切“恍若隔世”，感觉离自己已经非常遥远了。
    两部不同的电视剧，又把自己拉回到那个曾经属于蓝天风云的青年时代。
    十二年，人生最富激情的黄金年龄都留给了坎坷前行的中国航空工业，留在了那巴山蜀水的“万里长江第一城”。
    啊，那段蓝天之子的奋斗时光……
    啊，那个拂之不去的人生片断……

                               1984年9月十五车间工艺室合影

                         1985年7月沈阳歼八全天候飞机3856会议合影

                        1988年5月第一设计室合影

                          1988年10月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参展留影

                                  “淡出江湖”了
                               2009年11月12日

    10月2日晚上23点53分开通QQ空间，第二天有了自己的QQ农场，到今天已经整整41天。今天下午18点，终于下决心将多余的1万多个金币买一个“温情蒙古包”换取240个经验值，提前实现了“15级”和“12块地”的预定目标—— 该是“金盆洗手”的时候了。
    老夫玩QQ农场，并非“老夫聊发少年狂”，也并非“挡不住的诱惑”或“贼性大发”。记得先是9月底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非常搞笑的图文“全国人民偷菜忙”，后来又在报上看到一篇声讨“偷菜之风”风靡全国的文章，出于好奇，也出于本职工作（信息管理和网络教学）的需要，决定亲自体验一下，于是有了开通空间时那段明示本空间完全是为了“偷菜”而开通并提醒各位好友务必小心的“心情”表白。
    呵呵，老夫开“农场”，在诸多好友同事、特别是学生中似乎引发了许多惊奇。老夫也“偷菜”了?从几篇农场日记后的好友评论和平时的QQ聊天中，想像得出，许多人都在暗自抿嘴而笑。
    一个多月来的“农场”经历，不仅使自己了解到这类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也度过了一段充满愉快同时略带疲惫的时光。从开始时傻傻地死守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到终于明白最需要关注的其实是好友们的农场；从一开始每天辛苦“守株待兔”也不过收获一两千个金币，到现在每天可以轻松获取两三万个金币——作为一个工程师，经营农场也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去“分析比较”，去“总结归纳”，不但每天要制定详细计划以便“科学偷菜”，甚至还写过一篇“性价比分析”的搞笑日记（其实还有一些感想和心得，如果时间空闲的话，也许会写出来“公诸同好”）。
    “偷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假当真——请记住，一切都只是“寓乐于偷”。
    “偷菜”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妄言评判——请记住，一切都只是“好友同乐”。
    老夫从此“淡出江湖”了，在此谨向各位好友致礼。 
    不过，“淡出江湖”并非“退出江湖”，只是不再给自己制定什么目标，不再让自己为农场“牵肠挂肚”。每天闲暇之时，还是会到自己和好友们的农场转转，打理自家农场，扑灭杂草害虫，欣赏田园风光，感受丰收喜悦。当然，如果“有机可趁”，也许还会忍不住出手“过把瘾”的。 
     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是不是啊？

开通QQ空间时老夫发布的QQ “心情”——
本空间完全是为了“偷菜”而开，各位好友务必小心，看好自己的农场和果实，高智商犯罪即将在你们身边发生！
（说明：“老夫”是本人的QQ昵称）